最近看到一篇王石出席一場主題是“轉型與創新”的商務論壇，感嘆中國以往缺乏創新，企業管理的策略總是“跟隨路線”�，F在中國已經大到沒有對象可模仿，非創新不可了。哇噻，好大的口氣！王石提到香港做得很成功的新鴻基地產公司派人來萬科取經，學習如何管理該公司在內地的地產業務。港商向內地同業老大請教，本來就是江湖規矩，不足為奇。他又提到美國的帕爾迪曾經是萬科模仿對象，可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萬科產業總值已經超過這家公司。帕爾迪不過是洛杉磯的一家經營中介和管理的企業，主要業務分布在加州，在全美國排不上名，萬科與之相比，豈不是把自己降格到地方企業？

 

萬科95%的業務在國內，外國對其說來是木材、鋼材等建筑材料供給的來源，買來為己所用，關心的只是成本而已。至于外國成功的管理因素，卻視而不見。近年來，中國地產大亨的確連連登上福布斯的富人榜，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在轉型期造就的地產富豪，與其他國際同行發跡軌道不同，況且人民幣從2005年匯改后的升值使他們的產業在水漲船高的情況下增值了25%。以美元為單位的排行榜，即使國內地產價格一成不變，換算成美元，就增值了兩三成。王石之輩躊躇滿志，目空一切時，最好還是看看成功的因素中，有多少來自抓住轉型帶來第一桶金的機遇，以及人民幣升值之賜，然后謙虛一點。

 

模仿與創新，這個二元悖論的老話題似乎沒有可以辯論的，創新多么光榮，作為有骨氣的中國人一定爭取創新。一提到山寨，就抬不起頭來，這個寒磣的帽子一定要摘掉。這是我們聽得耳朵長繭的老調。以前筆者任教的清華大學，立下目標，在2020年前，一定要產生一位諾貝爾科學獎項的得主。這種激勵的方式，固然有道理，然而當創新被拔高到一個拜物的崇拜時，它與現實的疏離，往往會產生一種搖擺在失敗主義或者是夜郎自大兩個極端之中的心態。對企業家說來，這都是不必要的心理束縛。

 

首先要了解的是，模仿是創新必須經過的途徑，創新的定義很模糊，經常和發明并為一談。蘋果的喬布斯沒有發明任何一項硬件，然而他能把現有的技術巧妙運用包裝成受人追捧的消費品，這是創新。美國有一本書：《山寨經濟—模仿怎樣激發創新》，作者之一的法學家KalRaustiala，曾在2012年在復旦大學做講座，探討不同領域的山寨現象。譬如模仿時裝設計樣式不犯法，受保護的只是服裝的商標/品牌，所以在奧斯卡頒獎典禮那個晚上，模仿時裝制作的公司，目不轉睛地看著紅地毯上亮相的明星的穿著，立刻復制，貼上自己的商標，比正牌貨便宜許多，很受一群消費者歡迎，短時間內充斥市場，促使正牌的設計師必須加快推出新設計，要是沒有這些模仿者，產品周期不會那么快，行業也不會那么有活力。同樣的道理也可以解釋以深圳為中心，紅紅火火的安卓系統的手機制造業。

 

這位法學專家指出所有知識產權法認識到創新艱難，獎勵的方式是賦予壟斷的經濟收益。中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許多民間天才不時被發掘，如農民制造直升機之類，一時受到嘉獎，然而很少推出到市場上，多半沒有下文，相當可惜。創新對許多民營企業家來說，是追求的目標，但是模仿也是增加效率、縮短創新過程的法寶。

 

與王石相比，另一位以“葷段子”出名的地產名人馮侖揚帆出海，到紐約這個國際大都市來打拼，在該地新世貿大樓設置一個“中國中心”，引起筆者的好奇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地產商大肆收購美國地產，最著名的莫過曼哈頓市中心洛克菲勒中心，其他還有加州和夏威夷寸土寸金的地產，這些投資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幾乎都因賠損不堪而賤賣脫手。二十年后中國人來了，是否重蹈覆轍？馮侖把自己比作剛從鄉下到城里的生活體驗，一看什么都貴，忠告要想到紐約投資的國人，預算要加一倍；他對紐約的地產行業的評語是“復雜而矯情”。當地法律沒有通融的余地，工會力量強大，人工費用高得令人咂舌。他很謙虛地說作為“村里人”連好東西的標準是什么都不知道，做高檔餐廳，望而卻步。這個好比劉姥姥進大觀園率真的反應，出自12年來飛了60多次紐約的馮侖之口，可謂語重心長。筆者看了之后，略為放心，國際化的學費是要交的，但是聰明人少花點冤枉錢。

 

馮侖提到地產買下來、環保裝修后，如何經營，是個棘手的問題，他不諱言地說在紐約世貿的中國中心，有“面子”的因素，心中不踏實的是“里子”能做到最高的境界，能賺多少錢，都是未知數，善哉斯言！

 

中國制造業的走出去是一個趨勢，制造業本身的產業升級遇到諸多瓶頸，外貿出口的增長速度下滑，有增無減。當年外貿的輝煌，有很大的程度是搭上全球化的順風車，世貿組織統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前30年，全球貿易增長的速度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倍，過去三年，貿易增長低于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的升值把地產大亨推到世界榜首，而苦了外貿企業，自從匯改以來，居然保持了可觀的增長和維持了市場份額，令人佩服。在這個大環境中，繼續奮戰，比拼的是產品設計及運作方式�，F在產品周期短，執著創新，風險極大，以有創意的模仿領引創新，才是突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