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決定治理績效

　　好的治理帶來好的治理績效，壞的治理引致壞的治理績效。何為好的治理和壞的治理？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新公共管理（NPM）思潮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學術界與實業界多信奉，借鑒市場運作模式和私營部門產權私有的經營理念對公共部門的管理進行改革是獲取好的治理的關鍵。世界銀行提出構成好的治理的四要素，分別為：加強公共部門財務、人事管理的有效性；加強會計、審計與權力下放對問責公共部門的有效性；建立獨立、可靠、可預測的法律框架；增進信息透明度與公共政策分析力。相反，計劃、中央集權、官僚等級、直接控制等所謂背離市場導向的公共部門管理或企業文化的公共行政原則屬于壞的治理。

　　筆者認為判別什么是好的治理與什么是壞的治理并不難——能夠推動社會可持續進步的綱領、信仰與常態就是好的治理；不能夠推動社會可持續進步的綱領、信仰與常態就是壞的治理。好的治理需要配套好的管理，尤其需要大眾以主人翁的態度積極參與；其治理績效應體現為每一位公民個人和每一個組織的精神價值的無限上升，每一位公民個人和每一個組織的生存成本持續下降。無疑，傳統意義上用于衡量本位主義繚繞、欠缺對利益相關者權益之關切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效能的公開指標、保密指標、內部核審指標等，遠不能揭示同為集合概念的治理績效的真實面貌，這正是為何對外聲張治理與治理績效有不俗表現的許多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常常是前述所列舉的治理問題的推手的依據所在。

　　治理之弊源于西方自利治理理論

　　明晰治理與治理績效的范疇，厘清兩者的因果關系，改進治理實踐中的方法論，是克服人類當前面臨的重大治理問題的必由之路。我們不妨對中國國有企業曾經歷的股權結構改革作簡要回顧，以期為個人治理、家庭治理、社區治理、政府治理、全球治理等治理形式的良性發展提供些許可資參考的線索。

　　現今公司治理存在種種紕漏的主因之一，是以個體效用最大化為內核的西方治理理論與實踐不恰當地成為了各種治理形式的核心。這種綱領、信仰、常態乖謬化的西方“現代”企業制度不僅造成資本主義國家個人及其他組織治理的病態化，也對我國社會主義的治理生態構成重度污染，致使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私營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之公司治理連同個人治理、家庭治理及社區治理，與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改革與發展的宗旨長期脫鉤。具體地說，包括宣揚自利勝于利他、私有制產出高于公有制產出、市場經濟績效優于計劃經濟績效。利用30年前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失靈、中學信用滑落、改革開放政策對海外思潮寬容以待的時代背景，借面向中方科研人員與政策制定者舉辦講座、資助中方高校設立教席或研究機構，對中國政、學、商各界大舉輸出個人主義、自由市場、適者生存、政府不干預等興洋抑中、資本全能、人道有價的意識形態，鼓噪成千上萬原應以國有產權為主體，以促進社會正義、公平、公正為本的中國國有企業向西方“現代”企業制度轉型。

　　其中，最受曾多次來華現身說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等海外政學“精英”推崇的轉型路徑是國有企業“民營化”，它另有股權多元化、股權結構分散化、“國退民進”等多種名號。一時間，股權結構改革幾乎可等同為我國“改制”或非“改制”、上市或非上市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代名詞。如此名為提高效率、實為變更國有企業控制權的制度創新，算得上是變著花樣繞過中國社會治理綱領、信仰與常態的“高招”。我國不少有識之士對此提出強烈質疑。直至2005年“所有制同企業績效并無直接關系”、“私有化并非‘上天的恩賜’”等觀點見諸報端以及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融榮刊文指出“企業能不能搞好，與所有制沒有必然關系”，股權結構改革步伐才出現放緩跡象。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我國國有企業的新一輪改革方向已正確定位在管理體制改革之上，這固然與新公共管理思潮的“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旗幟沒有前因后果的關系。道理很簡單，重實績、輕過程或奉行目的、方法二分的“管理主義”，與目的、方法須合二為一的社會主義國家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改革根本是兩碼事。

　　打破貨幣奴役人格的體制枷鎖

　　反思股權結構改革并不意味著國有企業股權多樣化勢必受天然排斥，我們更愿意將股權多元化或股權結構安排看作完善企業管理的工具之一而非公司治理的最終目的。理論與實踐已有答案，只要有益于我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及社會主義社會可持續進步，股權多元化改革便值得一試，否則便無須費時費力。股權多元化如何才能匡助我國國有企業公司治理進而助力于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呢？

　　首先，確保廣大利益相關者權益免受侵犯是開展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改革的前提。由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可以在最迅速的時間里科學、合理、得法地配置一切國（公）有資源以確保全體社會公民權益不受侵犯的社會，任何公民個人或組織都沒有權力損害用于全體利益相關者安身立命的國有資源，身處國有企業改革最前沿的人們也不例外。

　　其次，重新思考何為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的重心。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的重心在于引智而不在于轉移控制權。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安排須遵循股權人格化而非貨幣化的思路，通過貫徹“一人一票”、“股權數量無關”、“引智為重、引資為輕”等原則，優化企業事務表決流程，使企業內、企業外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智慧與訴求在國有企業的大小決策中得到充分汲取。

　　再次，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安排須與企業內外的微觀、中觀、宏觀體制、機制、舉措和諧互補。在維護國有企業公司治理可持續的以社會效益為首、市場效益為輔的公眾形象的同時，終極性地發揮對國有企業公司治理績效的正面作用。舉例來說，企業內外部環境和諧互補理論上要求企業須對其工作人員、顧客、非顧客一視同仁，絕不能有意或無意地歧視所謂的“內部人”和“外部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委托人”和“代理人”。實踐中，控制權與人格掛鉤、與股票數量脫鉤的策略永久性地賦予了每一位社會公民等值的控制權，該措施有望打破貨幣奴役人格的體制枷鎖，做到以貨幣標價的股票持有量決定話語權的西方“現代”企業制度永遠無能為力的事情，如阻止股權結構集中化后形成一股獨大（“一言堂”）的局面，糾正股權結構分散化后小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搭便車”或“隨大流”心態，杜絕少數高級管理人員或“內部人”對其他利益相關者權益的侵占，統一公司的利益與全社會的利益等等。

　　總而言之，謀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可持續進步之所謀是國有企業股權結構安排的最好出路。股權結構安排不過是特定歷史條件下國有企業管理的一個特定環節，人們當然也能夠進一步挖掘出更好的管理辦法；但就目前情況看，在控制權分散化、股權多元化，控制權集中于少數人手里、股權多元化，控制權由國家掌握、股權多元化等多重選項中，唯第三種股權結構安排更符合中國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