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渴望成功的人而言，妒忌是一種有益的動力嗎？我不這么認為。在我看來，妒忌是一種消極有害的情緒，常見于那些心胸狹隘、視經濟活動為一種零和博弈的人。我所遇到的企業家中，極少有人覬覦他人的財富：他們希望建立自己的公司，自力更生，且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出色。

　　政客們常常會迎合選民的妒忌傾向。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曾說過：“拆東墻補西墻的政府總能指望得到受補那方的支持。”本質上，社會主義（現在被稱為“進步的”政治信仰）是鼓勵妒忌的，它關于平等和平均主義的論點是偽知性的。正如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首席執行官約翰？羅斯爵士（Sir John Rose） 4月19日為本報撰稿時所形容的：再分配計劃的倡導者們如此癡迷于如何切分蛋糕，以至于忘了去“做大”蛋糕，這對任何人都沒好處。

　　悲觀、左翼的世界觀認為，地球上的資源正迅速萎縮，精英階層應降低生活水準，從而與我們大家一起受窮。因此，英國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提出的、解決失業問題和財政赤字的方案，是將英國的資本利得稅率提高至50%這一全球最高水平。在幾乎所有國家，資本利得稅率都只是這一數字的一半，甚至更低——在新加坡、香港、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等發展迅速的經濟體，這一稅率僅為15%，或者是零。但該黨財政事務發言人文斯？凱布爾（Vince Cable）——此人自詡為金融和商業專家，盡管他實際上從未給人發過薪水——預計，企業家將承擔此舉的全部風險，而政府則會獲得一半的回報。他們這樣做會一舉扼殺創業精神，還會向那些財富創造者們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別來這兒投資。

　　把英國的資本利得稅率提高幾乎兩倍，真可謂蠢到家了。這很可能不會為政府增加任何額外收入，反而會將人才和資金趕到別處去。研究顯示，近幾十年來，私營部門創造的工作崗位，大都來自那些成立不足五年的公司。明智的經濟體會愛護這些初創企業，而不是讓它們背負重擔。為了實現夢想，新公司的創始人們是做出了巨大犧牲的。

　　最近，我遇到了一家充滿活力的公司的首席執行官。他無疑歷經過一番艱苦奮斗。五年前，他賣了自己的公寓，創立了這家公司，并在辦公室的沙發上睡了兩年。現在，業務做起來了，他也再次有了新家。從零開始創建一家公司是件冒險的事兒，但西方國家若想創造出盈余來償還債務、提供就業，是極需這種英雄氣概的。

　　擺在西方人面前的問題很簡單。近幾十年來影響社會的最重大改變，可能當屬參與全球經濟的總人數從7億增至30億。中國、印度及其它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改變了一切。僅印度一國，每年就畢業35萬名合格的工程師。這些躍躍欲試的年輕人，正與歐美21歲的年輕人爭奪工作崗位、財富和商品。中國的平均工資不及英國的5%.這些新興超級大國在教育和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意味著，它們的生產力將快速趕上西方。

　　如果我們不誠心誠意鼓勵企業家來英國創新和投資、尋找競爭優勢、并提高生產力，那么英國將別無出路，只會一路衰落下去——這種衰落當然是相對的，但絕對衰落也不是沒有可能。大政府以及“靠”、“要”之風會導致災難。我們必須發展私營部門，它是創新和出口的引擎，也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唯一出路。但如果我們選擇一些鼓勵妒忌、壓制活力的外行擔任政府要職，他們會讓整個社會被經濟停滯、投資不足、失業和絕望情緒主導。我們所需要的，決不是不滿情緒和受害者情結——這些毛病正是某些政客的慣出來的。他們到底何時才能明白這一點？（譯者/陳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