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壓力下，富士康宣布自6月起大幅提高一線工人薪資，最高達60%以上。郭臺銘在回憶他的覺悟過程時說，“第5跳后，我重新思考，發現90年代的員工要的是更有尊嚴、更有希望的工作，在想通這件事后，鴻海決定由從前的‘跟隨者’轉型成為‘破壞性的創新者’，以后的薪水水位希望可以與國際級的企業比美。”

　　作為全球最大代工企業，富士康此舉勢將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全球代工廠與品牌商關系格局、其它“中國制造”產生一系列傳導式效應。其客戶如蘋果、戴爾會否在利益上做出妥協？是自我消化掉這部分上升成本、或者將它轉移至消費者承擔？其它“中國制造”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去搶奪已稀薄的“人口紅利”？有多少企業能繼續負擔大產量微薄利的生存模式？

　　無論怎樣，變化都必然發生。中國制造長期依附的發展邏輯的消散、中國社會深層次矛盾的演進，逼迫中國制造的勞資關系必須做出調整，大量制造企業必須轉型升級，否則就活不下去。這個新生過程一定是非常殘酷的，企業界與整個社會都將為此付出代價，有準備者少付出點而已。可以說，郭臺銘身為中國制造業里一等一的高手，覺悟晚了，調整晚了。

　　富士康之外，一些罷工事件正在各地陸續發生。由此必須正視的是，過去一二十年沿襲下來的舊勞資關系已行進到突變前的臨界點上，這“關系”的涵義不但包括薪酬關系，還包括管理方式、價值觀與文化。給員工漲薪只是調整關系的手段之一，企業還有大量的功課需要做，而在此想強調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不應袖手作壁上觀，把勞資矛盾的全部責任推給企業。

　　原因很簡單，既往“中國制造”模式的成形，是在政商合力之下構筑而成的。政府重GDP而輕民生的思維、土地低成本和稅收優惠的政策，和企業逐利需求一拍而合，共同托舉出百味雜陳的“中國制造”，在國際上殺出一條血路，而相應祭出的是沉默的勞動大軍被壓低的權益，以及對資源環境破壞性開采利用。

　　再看中國經濟這些年發展的獲利格局。有數據顯示，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居民收入比重在國民總收入中不斷下降，而政府收入比重和企業收入比重不斷上升，收入初次分配出現向政府和企業傾斜的趨勢；同時，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國民可支配總收入的比重更大于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這些無不說明政府是30年經濟發展最大的獲益者。

　　由此看來，政府實際比企業有更大責任與底氣去讓渡權利、還富于民。前兩年的《勞動合同法》之所以廣受爭議與詬病，并非在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而是政府把一些該由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盡皆交由企業去買單。當下的勞資關系調整，如果政府還只是局限于提高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督促勞動者聯合起來與企業方進行集體協商談判，那所能達到的富民效果不僅有限、且徒增企業負擔。

　　勞資之間固然要談判、重修協議，但勞資關系調整，功夫還在勞資外。政府必須加速推進包括收入分配制度、社保制度、戶籍制度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我們再想想，為什么那么多中國制造企業最近十年來苦苦掙扎，想升級總有突破不了的天花板——于是要不繼續“壓榨”勞工、要不只好放棄實業去炒房地產與股票？難道只是因為企業主們主觀上慣于路徑依賴的結果？如果企業尚沒有向上生長、自由呼吸的空間，勞工更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