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洪說,他的偶像是毛主席。

　　□文/圖　南方農村報記者　李世敏

　　實習生　何夢

　　“我的偶像是毛主席。我跟毛主席有點像,經常要出生入死。”7月4日,34歲的湖南邵陽人阿洪(化名)指著臥室里的一幅毛主席畫像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

　　2003年,阿洪在深圳開始了“線人”生涯,從此游走在警與“匪”之間。手機號碼和住址頻繁更換,經常與劫匪強盜混在一起,不時出入吸毒場所,為警方搜集提供破案線索……這樣的生活讓阿洪顯得孤獨——沒有媳婦,沒有鐵哥們,因為多年不回老家,幾兄弟之間的聯系幾乎斷絕。

　　疲了,也倦了。8年過后,阿洪放棄“線人”生活,選擇去深圳富士康打工。

　　入行◆＞

　　偶然機會成“線人”

　　父親早逝,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家放牛,16歲南下深圳打工——阿洪的少年時光有些悲涼,但倔強的他相信“愛拼才會贏”。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來深圳的頭十年里,他輾轉在多家工廠打工,生活重復而單調。

　　直到2003年的一天,他見到一位老鄉吃的是雞鴨魚肉配小酒,“感覺太闊綽了。”當時正值一些湖南人在深圳從事入室搶劫、盜竊的猖獗時期,阿洪幾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這些老鄉拎回大包小包,里面塞滿了偷回來的電腦、手機等。混熟了之后,一些老鄉向他吹噓,他們在羅湖“有時一天可以搞到100來部諾基亞手機”。

　　強烈的正義感從25歲的阿洪心中涌上來。隨后,他陸續向警方舉報了幾個湖南人的作案線索。由于阿洪也是湖南人,羅湖區公安分局一位領導提出讓他做臥底。雖然沒有任何經驗,但阿洪想嘗試一下,就答應了。警方為他提供了羅湖某社區警務室一民警的電話。阿洪每天下午2點左右向其匯報情況,并單線聯系。2004年,與阿洪聯系的民警調到另外一個派出所,阿洪的“上線”變成了一名趙姓警官。

　　此后,阿洪專職潛入犯罪團伙中。他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做“線人”更多依靠的是個人的資質和頭腦反應,這些很難培訓出來。“剛‘上崗’時,警方只是向我簡單講了一些自我保護常識。”阿洪說,經過多年“實戰”,他也摸索出一些經驗,“比如不要直接詢問對方的作案時間和地點,那樣很容易引起懷疑。”他說,“我常會從一個區跑到另一個區,跟‘同行’們炫耀說,聽說昨晚某某在某地干了一單大的,搶了很多錢,對方聽了經常會很不屑地說,這也叫大?我昨晚在某某地方搶了更多的東西。”

　　阿洪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線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強,“有一次,警方實施抓捕時,嫌疑人正在一個小店打麻將,我假裝在旁邊觀看,讓警方將我也一起帶到派出所,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嫌疑人對我的懷疑。”

　　阿洪的生活開始變得神秘而不居。伴隨著女朋友的離開、家里兄弟在聽說他的“劣跡”后逐漸疏遠,阿洪的生活圈子越來越小。

　　尷尬◆＞

　　獎勵不夠做路費

　　“我花了兩三年時間,協助警方將幾個由湖南人組織的犯罪團伙徹底鏟除。”即使事情已經過去了七八年,阿洪談起輝煌“戰績”仍難掩自豪和興奮之情。

　　□文/圖　南方農村報記者　李世敏

　　實習生　何夢

　　“我的偶像是毛主席。我跟毛主席有點像,經常要出生入死。”7月4日,34歲的湖南邵陽人阿洪(化名)指著臥室里的一幅毛主席畫像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

　　2003年,阿洪在深圳開始了“線人”生涯,從此游走在警與“匪”之間。手機號碼和住址頻繁更換,經常與劫匪強盜混在一起,不時出入吸毒場所,為警方搜集提供破案線索……這樣的生活讓阿洪顯得孤獨——沒有媳婦,沒有鐵哥們,因為多年不回老家,幾兄弟之間的聯系幾乎斷絕。

　　疲了,也倦了。8年過后,阿洪放棄“線人”生活,選擇去深圳富士康打工。

　　入行◆＞

　　偶然機會成“線人”

　　父親早逝,小學三年級輟學在家放牛,16歲南下深圳打工——阿洪的少年時光有些悲涼,但倔強的他相信“愛拼才會贏”。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來深圳的頭十年里,他輾轉在多家工廠打工,生活重復而單調。

　　直到2003年的一天,他見到一位老鄉吃的是雞鴨魚肉配小酒,“感覺太闊綽了。”當時正值一些湖南人在深圳從事入室搶劫、盜竊的猖獗時期,阿洪幾乎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這些老鄉拎回大包小包,里面塞滿了偷回來的電腦、手機等�；焓炝酥�后,一些老鄉向他吹噓,他們在羅湖“有時一天可以搞到100來部諾基亞手機”。

　　強烈的正義感從25歲的阿洪心中涌上來。隨后,他陸續向警方舉報了幾個湖南人的作案線索。由于阿洪也是湖南人,羅湖區公安分局一位領導提出讓他做臥底。雖然沒有任何經驗,但阿洪想嘗試一下,就答應了。警方為他提供了羅湖某社區警務室一民警的電話。阿洪每天下午2點左右向其匯報情況,并單線聯系。2004年,與阿洪聯系的民警調到另外一個派出所,阿洪的“上線”變成了一名趙姓警官。

　　此后,阿洪專職潛入犯罪團伙中。他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做“線人”更多依靠的是個人的資質和頭腦反應,這些很難培訓出來。“剛‘上崗’時,警方只是向我簡單講了一些自我保護常識。”阿洪說,經過多年“實戰”,他也摸索出一些經驗,“比如不要直接詢問對方的作案時間和地點,那樣很容易引起懷疑。”他說,“我常會從一個區跑到另一個區,跟‘同行’們炫耀說,聽說昨晚某某在某地干了一單大的,搶了很多錢,對方聽了經常會很不屑地說,這也叫大?我昨晚在某某地方搶了更多的東西。”

　　阿洪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線人”的自我保護意識一定要強,“有一次,警方實施抓捕時,嫌疑人正在一個小店打麻將,我假裝在旁邊觀看,讓警方將我也一起帶到派出所,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嫌疑人對我的懷疑。”

　　阿洪的生活開始變得神秘而不居。伴隨著女朋友的離開、家里兄弟在聽說他的“劣跡”后逐漸疏遠,阿洪的生活圈子越來越小。

　　尷尬◆＞

　　獎勵不夠做路費

　　“我花了兩三年時間,協助警方將幾個由湖南人組織的犯罪團伙徹底鏟除。”即使事情已經過去了七八年,阿洪談起輝煌“戰績”仍難掩自豪和興奮之情。

　　阿洪印象最深的一次臥底行動是2004年協助警方破獲一起入室盜竊案。“當年11月警方收網后,我遭到了一些‘漏網之魚’的毒打。”阿洪說,“這些年,我協助破獲的大小案件有100多起,得罪的人也多,被打是肯定的,被打得厲害時我就裝死。”他撩起褲腿,比劃著幾近被打平的踝骨說,“身上的傷就是我為深圳治安做出貢獻的最好見證。”阿洪說,每次被打后,他往往只向和他聯系的警察說句“工作遇到了點挫折”。

　　臥底收集犯罪證據,適時通知警方收網,再從后者那里領取報酬——這就是“線人”阿洪的賺錢方式。“我曾協助破獲一起假鈔案,一次就獲得獎勵3000元。”阿洪說。

　　不過時間久了,阿洪覺得,相對于工作風險,他獲得的報酬有點少。“剛做線人的時候,也沒和警方說報酬和待遇問題,純粹是自愿行為,有時沒錢了,也找他們(警方)拿一點。”阿洪說,2011年4月,阿洪協助深圳市寶安區某派出所破獲了一起毒品案件,警方當場繳獲海洛因20克。雖然阿洪隨后獲得了2000元獎勵,但他卻高興不起來。

　　“我覺得這點錢連路費都不夠,為了取得嫌疑人信任,我交易的2個貨(一個貨為1克毒品,價值400元左右)都是自己墊付的錢。”阿洪認為,除了正常的獎勵之外,警方還應將他為協助破案所產生的必要花費報銷,“可他們一直說沒批下來,后來還是參與破案的一名張姓警官給了我1000元。”

　　訴求◆＞

　　想在公安謀個職

　　2011年11月,阿洪決定放棄“線人”生涯,重新進工廠打工,“長年做‘線人’,人很累,心理壓力也大。”阿洪說,2007年開始,他便不再專職做“線人”。2006年,他曾向警方反映待遇問題,深圳公安局羅湖分局回復稱:“您協助公安機關開展破案工作,相關派出所多次給您獎勵,數額達萬元。在您生活困難的情況下,兩次幫您找到工作；如果發生被恐嚇威脅等情況,請及時向公安機關報警,以保護您的合法權益。”

　　阿洪覺得,警方的說法有點敷衍。

　　“我做‘線人’沒有和公安機關簽合同,完全就是出于社會責任。”阿洪說,“有時沒錢吃飯了就打110,或者去公安局打個借條。我幫助警方破了案,他們當然不會計較這些,那些借條自然也沒還過。”

　　“后來警察對我說,你偶爾來派出所吃飯沒有問題,但是天天來吃也不是個辦法,還是應該找個正式的工作。”阿洪說,2007年,他在老家農村信用社借的9000元錢至今仍然沒有償還,“我現在沒有任何積蓄,根本還不了。”

　　如今阿洪在富士康的打工生活過得也并不如意。他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如果警方給他解決工作問題,如讓其成為公安機關編制內的人員,他愿意繼續做“線人”。而早在2009年,公安部門曾就此答復他稱:“任何人進入公安系統工作均需按國家規定的程序公開應聘或通過招錄考試。”

　　阿洪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他做“線人”時的上級趙警官對他還是很夠義氣的,“在我沒有地方住的時候,趙警官還主動提出讓我去他家暫住。”

　　而在趙警官眼中,作為一名特情人員,阿洪的確為警方做了些事情。“但后來他總以別人找他報復為借口,要我們幫他解決工作、住房等問題。我開玩笑說,要不要幫你解決老婆問題,他說要啊要啊。”趙警官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感覺他不是很正常,不是很理性,他后來提供了一些線索,但價值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