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本報掌握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6月底，廣東全省轉移農村勞動力534.4萬人，33.2萬名異地務工人員入戶城鎮，轉移呈現“兩升兩降”的態勢：本省農村轉移勞動力總量上升了296萬人，外省戶籍轉移勞動力總量下降了233萬人；粵東西北地區新增吸納本省農村轉移勞動力的比重上升了11.2個百分點，珠三角地區相應下降了11.2個百分點。
“廣東全省勞動密集型工業比重呈緩慢下降的趨勢，2011年全省勞動密集型工業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35.4%，比2007年下降0.3個百分點。這一數據也能夠反映出廣東省低端勞動力輸入數量呈下降區域。”12月25日，對“雙轉移”做過很多調研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所高級經濟師葉嘉國對本報如是說。

用工成本持續上升

12月25日，一則“勞務派遣用工不能成為用工主渠道”的新聞報道引起了梁光澤的高度關注。

作為深圳市寶安區一家電子廠的老板，梁光澤現在主要操心兩件事——訂單和招工。

“金融危機后，海外客戶把大訂單分解的同時縮短交貨期限，訂單波動性加劇。在此背景下，企業用工靈活性加強，所以之前就較多采用勞務派遣用工形式。”梁光澤表示，現在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規定，勞務派遣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企業用工難度加大。

“一方面招工難，一方面用工成本持續高漲。”梁光澤表示，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他從沒有表示過對企業前景如此之大的擔憂。

工資作為勞動力的價格，是企業用工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一直是我國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比較優勢。但近幾年來，我國企業用工成本呈現出持續、較大幅度的上升趨勢。而勞動密集型企業，員工薪酬結構大多為固定工資外加一部分加班費，相當部分企業把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固定工資，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對這部分企業影響較大。

以富士康為例，雖然近年在內地建廠進行產能轉移，但其深圳龍華廠區依舊有高達20多萬名員工。據不完全統計，在中國大陸，這家公司擁有28個園區，員工超過140萬人。

2010年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不僅是這家全球最大代工廠的拐點，也成為中國勞動力結構發生質變的一道催化劑，其員工最低工資標準的不斷提高成為我國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的最好鏡鑒。

本報從富士康科技集團了解到，在2010年6月之前，富士康基本按照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員工工資（月工資900元），加班費另算。當年6月，富士康科技集團集團總裁郭臺銘宣布，富士康員工最低工資上漲到1200元。當時坊間傳聞：深圳市有關部門對富士康單方面提高工資標準表示不滿，因為富士康漲薪對深圳市勞動力市場影響太大——當時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特區外為900元/月。

富士康漲薪倒逼深圳市在該年7月迅速將最低工資標準統一上調為1100元/月。

在當年10月，富士康再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為1650元/月。到了2011年4月，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也上升到1320元/月，同比漲幅達20%。

漲薪之勢繼續。到目前，富士康所有一線員工（深圳地區）最低工資標準為1800元/月，如果通過相關考核將達到2200元/月。而深圳市也水漲船高，目前廣東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是1500元，位居全國之首。

“如果按用工成本占企業成本的三分之一，最低工資標準提高10%，企業用工成本就得至少提高3%，同時考慮社保等費用的繳交，企業的用工成本預計提高5%。而一般制造業企業利潤率很少超過10%，如果一下子把最低工資標準提高很多，企業會承受不了。”梁光澤表示，勞動力成本提高的確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產業轉型升級，但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過多，也會影響就業。

相關財務數據顯示，十年前，富士康的凈利潤率為6％，而現在卻下降到僅為2％。由于富士康需要吸引并留住新的員工，其利潤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