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在海南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為“革新、責任、合作：亞洲尋求共同發展”。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如果中等收入群體能夠從現在的20%增加到40%左右，對中國經濟轉型、社會轉型都極為關鍵。此外，國企上繳紅利的比例應當提高到20%—25%是比較合理的。

國企上繳紅利比例應提至20%—25%

對于國有企業改革，遲福林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是要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來推進，比如說過去我們經濟總量很小，國有企業在做大經濟總量上有它的歷史作用，今天我們要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國有資本如何在拉動消費上起作用呢？第一它就要調整以公益性為重點，比如說它在保障性住房，在教育、醫療投入多一點，它對整個社會釋放消費就會起到一個基礎性的作用，這是其他社會資本難以起到的作用，為此更多的國有資本應該投入到這種公益領域，公益性領域，最大可能減少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入，甚至要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

第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能拓寬社會資本進入一般性領域的空間，比如壟斷行業，有些壟斷行業完全可以社會資本進入，這樣我們現在社會資本應該說現在面臨著很多突出的矛盾問題，社會資本外流的現象也很突出，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國有企業轉移到以公益性為重點的同時，就給社會資本的投入留下了空間，有利于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第三，國企上繳紅利的比例，這個應當提高，現在比重太低了。至少逐步提升到20%—25%是比較合理的。

中等收入群體要增加至40%左右

在談及國務院去年出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時，遲福林表示，現在問題是兩條，第一條需要在這個目標原則下有具體的行動方案，有具體的政策；第二需要突出重點，比如中等收入群體現在比重很低，就應該作為一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從政策、制度以及投入上來加大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這個就是我們收入未來十年，如果中等收入群體能夠倍增，從現在的20%左右能夠增加到40%左右，對我們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都極為關鍵。

在談及提高中等收入群體的措施時，遲福林表示，除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增加以外，比如財產性收入，比如說一部分農民要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在哪里？土地一定要成為他的財產收入，這就有一個土地制度的變革；第二還有一個結構性減稅，只有中等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相關聯，只有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減稅，那就有利于中層階層的發育；第三有些政策的調整，比如住房政策，我們怎么樣能夠使得我們的中等收入群體改善性的消費需求得到支持，這個也很重要，當然還有教育結構等等需要改變，所以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需要進行結構性的政策和結構性的改革。

房價過高 有很大風險

遲福林認為，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多多少少還是有泡沫，因為有的房價脫離了實際價值，房價過高，是有很大風險的，短期的房價過高，它和社會的需求，脫離了社會需求，中長期可能就成為一個問題。雖然最近出臺了“國五條”，但遲福林認為，政策的制訂者意圖是好的，但是實際的效果沒有達到。

“‘國五條’到底會怎么樣，大家還要看一看。現在各方反應不一樣，大家反應很強烈，我也感覺到市場反應很強烈，對”國五條“可能還需要做觀察，在實踐的過程中，我想應該做出適當的調整。”遲福林說，從中長期看，出臺房產稅是一個大方向，但從現實的問題來看，可能急于出臺房產稅，未必對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利好，因為我們現在房地產市場面臨很多很多的矛盾、問題，一定把房產稅和房地產中長期的發展趨勢相結合，來把握它的出臺時間，我建議這件事情還是要在試點的基礎上總結，做總體設計，來穩步推出。

以下是專訪實錄：

記者：遲老師，我們新一屆政府總理李克強總理就說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您希望本屆政府能夠帶來哪些改革呢？

遲福林：我們為什么講改革紅利呢？有幾件事情，大背景要很清楚，第一就是未來五年到十年，我們能不能保持7%—8%的中速增長，這對中國中長期的發展，十年、二十年的發展極為重要，如果保持了7%—8%的中速增長，我們2020年就初步接近高收入國家的水平；第二靠什么實現未來五到十年的7%—8%的中速增長，能不能靠內需，尤其是消費？第三這個內需和消費的主要抓手是什么？是城鎮化，什么城鎮化？不是原來的規模城鎮化，而是人口城鎮化，那么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中產階層，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才能形成消費的主體，形成社會穩定的主體，為此市場化改革，我們政府的改革就要跟上，所以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講改革是最大的紅利，就在于通過改革來實現以內需拉動的五到十年的中速增長，在這個增長中實現著力推進消費主導的轉型改革，著力推進人口城鎮化的轉型改革，著力推進形成六億中等收入群體的這種轉型改革，然后在市場化改革和政府改革兩個方面要有重要的突破。
接著：有一個說法說，新一屆財經團隊關鍵職位的成員都是朱镕基總理時期的得力干將。

遲福林：對。

記者：有個說法就說，這可能暗示著將啟動1990年以來最為積極的改革，您怎么看這個說法？

遲福林：這個說法我倒很高興，因為我也是八十年代出來參與改革研究的，他們有些人，有些官員過去八十年代開始一起共過事，有的是老朋友，那么這些人，包括你說的樓繼偉、周小川，他們第一對改革比較熟悉，第二應該在改革上積累了經驗，而且他們具有一些能力；第三我相信他們上來以后，會把改革能夠作為很重要的一個行動，所以這是個好事，但是今天的改革和過去相比發生了很多變化。

記者：有哪些變化？

遲福林：你比如說我們過去是投資拉動型的增長，現在要進入消費拉動型或者是創新拉動型的增長；過去老百姓的需求主要是生存需求，現在的老百姓主要是發展性的需求，發生了很多變化，所以改革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和大趨勢來改，所以要研究新問題，來推動新階段的改革。新階段最重要的在哪里？就是要和我們未來發展大趨勢相適應，在調整利益關系上要有新的突破，所以他們這些人繼續發揮作用，對我們下一段的改革十分重要。

記者：說到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大家都知道是7.5%，低于之前以往的8%的水平。

遲福林：對。

記者：您認為這個定的目標比較低，是不是意味著經濟增速在放緩？

遲福林：從這一、兩年的情況看，我們國家開始進入7%—8%的中速增長階段，所以只要在7%—8%的增長區間，都是一個符合趨勢，也符合現實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速度，所以定在7.5%，我想符合我們未來五到十年，可能處在一個7%—8%增長區間的一個預期；第二今年根據各方面情況看，有人估計可能比7.5%要好，但是7.5%我想定得比較客觀，可能實際情況會高于7.5%.

記者：對，很多人是覺得7.5%的目標是很容易就可以完成的。

遲福林：對，但是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很多情況發生變化了。

記者：哪些變化？

遲福林：外部市場變化了，比如我們的出口，有時候就是復蘇，這是一；第二需求結構變化了，過去有多大的投資，有多大的增長，現在生產過剩的矛盾也很突出了，就是外部市場和我們的國內市場都發生一些變化，所以我們合理的增長區間在未來的五到十年，應該是7%—8%中間，應該說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增長空間了，所以只要在這個區間上下波動，就是一個正常的波動。

記者：剛才說到出口的問題，去年我們了解到的情況，比如以廣東為例，它的出口就下降了很多。

遲福林：是。

記者：未來出口的問題在今后一、兩年內，會不會還是呈下降的趨勢？

遲福林：我們的出口在努力改變一些狀態，但總體說我們出口的主要市場在歐美，而歐美市場的萎縮不是一個短期的，是一個中長期的，所以盡管我們通過努力可以擴大出口，但總體上再回到過去大進大出的狀況，（那種情況）已經成為歷史了。

記者：現在收入差距越來越懸殊，國務院去年出臺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人說這個方案可能比較虛，您怎么看這個東西？

遲福林：這個方案第一該出臺了，因為收入分配改革已經成為牽動影響全局的一個重大的改革了，因為收入分配改革不出臺，我們想拉動消費是很困難的，第二整個社會的矛盾問題跟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是直接關聯的，所以收入分配改革該出臺了，我這兩年也一直在呼吁上一屆政府應該出臺這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第二從這個方案來看，目標原則確定的很好，現在問題是兩條，第一條需要在這個目標原則下有具體的行動方案，有具體的政策，第二需要突出重點，比如中等收入群體現在比重很低，就應該作為一個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從政策、制度以及投入上來加大對中等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這個就是我們收入未來十年，如果中等收入群體能夠倍增，從現在的20%左右能夠增加到40%左右，對我們的經濟轉型、社會轉型都極為關鍵。

記者：剛才您講到中等收入群體的這部分人，有什么措施可以應用到這方面，加強這個群體的收入？

遲福林：除了他們的收入水平增加以外，比如財產性收入，比如說一部分農民要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在哪里？土地一定要成為他的財產收入，這就有一個土地制度的變革；第二還有一個結構性減稅，只有中等收入群體和中小企業相關聯，只有加大對中小企業的結構性減稅，那就有利于中層階層的發育；第三有些政策的調整，比如住房政策，我們怎么樣能夠使得我們的中等收入群體改善性的消費需求得到支持，這個也很重要，當然還有教育結構等等需要改變，所以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需要進行結構性的政策和結構性的改革。

記者：您剛才提到關于房產的問題，您認為中國的房價現在有沒有泡沫？

遲福林：我認為多多少少還是有泡沫，因為有的房價脫離了實際價值，房價過高，應該說這是一個有很大風險的，就是長期的房價過高，它和社會的需求，脫離了社會需求，短期內很高，可能中長期可能就成為一個問題。

記者：最近出臺的“國五條”，您覺得它會起到它應該起到的作用嗎？

遲福林：有時候政策的制訂者這個意圖是好的，但是實際的效果沒有達到，我說“國五條”到底會怎么樣，大家還要看一看。

記者：怎么看一看？

遲福林：需要看一看，現在各方反應不一樣，大家反應很強烈，我也感覺到市場反應很強烈，我感到對“國五條”可能還需要做觀察，在實踐的過程中，我想應該做出適當的調整。

記者：南京和鄭州今年傳出要征收房產稅，您認為征這個稅會對房價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遲福林：從中長期看，出臺房產稅是一個大方向，但從現實的問題來看，可能急于出臺房產稅，未必對房地產市場是一個利好，因為我們現在房地產市場面臨很多很多的矛盾、問題，一定把房產稅和房地產中長期的發展趨勢相結合，來把握它的出臺時間，我建議這件事情還是要在試點的基礎上總結，做總體設計，來穩步推出。

記者：有人認為國企應該退出競爭行業，留給民企去做，也有人認為應該加強國企的內部管理，比如說薪酬管理之類的。

遲福林：對。

記者：還有人的說法認為是應該提高紅利上繳的比例，您怎么看待國企改革？

遲福林：國有企業改革是要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出發來推進，比如說過去我們經濟總量很小，國有企業在做大經濟總量上有它的歷史作用，今天我們要擴大內需、拉動消費，國有資本如何在拉動消費上起作用呢？第一它就要調整以公益性為重點，比如說它在保障性住房，在教育、醫療投入多一點，它對整個社會釋放消費就會起到一個基礎性的作用，這是其他社會資本難以起到的作用，為此更多的國有資本應該投入到這種公益領域，公益性領域，最大可能減少在一般競爭性領域的投入，甚至要退出一般性競爭領域。

第二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能拓寬社會資本進入一般性領域的空間，比如壟斷行業，有些壟斷行業完全可以社會資本進入，這樣我們現在社會資本應該說現在面臨著很多突出的矛盾問題，社會資本外流的現象也很突出，所以在這個背景下，國有企業轉移到以公益性為重點的同時，就給社會資本的投入留下了空間，有利于發揮社會資本的作用。

第三你剛才談到的上繳紅利的比例，這個應當提高，現在比重太低了。

記者：您覺得應該提高到什么程度？

遲福林：至少逐步提升到20%—25%是比較合理的。

記者：謝謝遲老師。

遲福林：你們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