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5年，開始進入深水區和攻堅階段，中國經濟也面臨著進一步轉型和挑戰。不是業主但卻是企業最高管理者的群體——高級經理人成為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商業和社會平臺的簡單搭構下，他們迅速崛起、日漸龐大、備受關注。他們手握企業資源的調動大權，同時卻也不得不承受因此而帶來的責任。

2013年11月，《財富》（中文版）聯合北京易普斯咨詢有限責任公司連續第十年開展全國性的高級經理人壓力狀況調查工作，得到了廣大讀者的積極配合，最終共回收有效數據1，618個。本報告基于對這些數據的分析，試圖幫助讀者對中國高級經理人群體的整體狀況有一個更具體深入的把握。

多元壓力的受體

壓力難以精確測量，但經理人自我報告的壓力感受卻也能說明一定問題。對于經理人來說，小小的項目可能將他壓得透不過氣，談判的緊要時刻也可能鎮定自若。工作和生活的諸多方面可能都會成為經理人的壓力來源，使其產生一定的壓力感受，并進而對其身心狀態造成不良影響。

中國高級經理人壓力狀況調查顯示，最近3年內，高級經理人中感受到較大壓力的人數比例呈增長趨勢，2013年有77.2%的高級經理人面臨高壓力的困擾（參見圖1）。

一般認為，職業經理人的壓力狀況跟他所處的職位應該是成正比的。但我們發現，中層管理者是感受到最高壓力的群體。他們感到自己始終是一群處于次要地位的打工者。雖然當資本與知本博弈時，資本始終處于主導地位，這對于高層或中層管理者沒有區別。但相比而言，中層管理者是一個更確切的夾心層，受到上級績效要求和調動協調下屬的雙重壓力。

2013年，全國霧霾天創下了52年來之最。“會呼吸的痛”影響了全國25個省份、100多個大中型城市，調查發現，“越來越差的空氣質量”也第一次成為最多經理人感受到的壓力來源（44.2%）。緊隨其后，高級經理人的壓力源還較多地來自于“居住環境及出行過度擁擠”（34.5%），“全球經濟低迷，影響企業發展”（32.4%），“工作負荷大、要求多” （32.4%）。而 “生活瑣事”、“婚戀問題”或者“心理困擾”則是最少給高級經理人群體帶來壓力的事件（參見圖2）。

為了緩解壓力，相比去年，有更多的高級經理人（同比增加4%）通過慢跑或散步來緩解壓力。此外，他們多采用聽音樂、看電視或電影等休閑娛樂方式。而在企業關注和緩解員工心理健康和壓力管理方面，“組織集體活動（如郊游、K歌）”這種常規做法仍然被最多企業所采用，同時也有33.7%的企業積極為員工營造積極快樂互助的工作環境。

是動力，還是摧毀力？

2013年春，消失于公眾視線也遠離企業管理一年之久的搜狐首席執行官張朝陽在《楊瀾訪談錄》上進行了一次“成功者的告白”。“我這么有錢，卻這么痛苦。”張朝陽說，“焦慮、抑郁，……精神上常常處于一種外人無法理解的恐懼之中。我跟團隊說我不能工作了，必須去解決我的問題。”在互聯網行業迅猛發展的時刻，他激流勇退，去美國找心理醫生、大量閱讀心理精神類書籍，嘗試在東方哲學中尋找自己焦慮的原因。

2013年9月，歷任蘋果、微軟、谷歌高層管理者的李開復通過微博對外宣布自己罹患淋巴癌，全身有20多處腫瘤，得病原因是作息不規律、長期熬夜，以及壓力過大導致。

2013年度中國高級經理人壓力狀況調查顯示，高級經理人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的比率為1.3：1.這是一個整體失衡的狀態，也被心理學家認為是情緒低落的狀態。

著名心理學教授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經大量研究認為，當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的比例低于2：1時，通常個體狀態更容易表現為情緒低落、焦慮、疲憊等；而當積極情緒與消極情緒的比例達到3：1時，則通常能極大程度提升個體的幸福感，整個人也表現得積極高效、充滿活力。因此，高級經理人群體的幸福感亟需提升。

2013年，壓力對高級經理人個人生活方面帶來的影響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產生消極情緒”（62.9%），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4%.其次是使高經理人產生“失眠或其他睡眠問題”（56.4%）（參見圖3）。

壓力在對高級經理人工作帶來的負面影響上，主要是“工作效率降低”（68.5%）和“對工作缺乏興趣”（48.8%），這兩方面的影響相比去年的程度均發生惡化，這兩項指標分別增長了8.0%和5.4%.不過，調查也顯示壓力變大帶來的惡果僅限于此，他們的病假或缺勤次數相比去年沒有明顯增加，工作失誤沒有增多，也沒有進一步影響到與上下級和同事的關系（參見圖4）。

“背上的重負，可以鍛煉我們，使我們更強大，同時也可以摧毀我們，把我們壓垮。”對于每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來說，壓力是動力還是摧毀力，只有一線之差。過了臨界點，壓力便是以摧毀力的方式累積于潛意識和身體中。而對于個人意志強大、慣于獨立解決問題的高級經理人來說，這種累積更難以察覺。

當知本遇上資本

姚吉慶在中國企業界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1999年10月，姚吉慶被推到國內燃氣灶巨頭——廣東華帝燃具有限公司總經理以及華帝集團總經理的職位上，公司創業的七位老板全部退位讓賢，姚吉慶成為“中國職業經理第一人”。2002年3月，姚吉慶卻不得不離開了華帝這個令他感恩不已且嘔心瀝血的地方。一年后，他以音響新企業老板之一以及企業CEO的雙重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面對媒體，姚吉慶說，資本對知本存在著一種永遠也揮之不去的戒心和內心防備，尤其是在中國。

學得文武藝，貨于帝王家。古代的士大夫以滿腹經綸為其主公服務，有似于今天經理人與資本方的關系�？墒�，今天不是烽煙四起的春秋戰國，“士為知己者死”的侍主之道也不適用于職業經理人與資本方的關系。當資本的鐵腕過強，本應成為積極因素的信任變成束縛，就造成了經理人的壓力。

2013年中國高級經理人壓力狀況調查顯示，在工作自主性方面，僅有55.3%的高級經理人認為自己能夠經常參與和影響決策，46.1%的高級經理人認為可以經常自主安排完成工作，還有16.7%的高級經理人認為工作流程固化、死板。

研究和實踐表明，令職場人士心理加壓的主要因素有管理上的、人際上的、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等諸多方面，而較高的工作自主性、良好的職業晉升前景、薪酬回報、能力的提升，以及同事間的支持與人際和諧、直接領導的支持，這些因素是積極的激勵因素。兩方面的平衡決定個體心理狀態的優劣。

2013年對經理人心理狀態影響較大的六位的因素中，有三個因素出現惡化，工作自主化程度正是其中之一，其它分別是職業發展的問題，以及來自生活的壓力，需要給予重視（參見表1）。

在職業發展方面，21.4%的高級經理人認為晉升競爭激烈，僅有8.4%的高級經理人認為發展前景非常清晰，也僅有5.9%的高級經理人認為職業發展通道非常多。在職業發展問題上，電信行業相對最差，旅游行業情況相對最好。

在生活壓力方面，有20.4%的高級經理人感覺很難自己買得起住房，有22.2%的高級經理人感覺供房或供車非常吃力，還有35.1%的高級經理人經常為子女的教育或發展問題而擔憂。

不同行業的經理人危機感所在點有所差異。房地產行業經理人最大的危機是面臨著巨大的競爭壓力，金融行業經理人最擔心的是個人晉升空間不大，旅游行業的經理人最擔心個人地位得不到保證，互聯網行業的經理人最擔心的是個人能力和知識跟不上要求。

由于種種因素的影響，2013年高級經理人對工作價值認同度有所降低，他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更不滿意了。不過，調查也顯示，經理人的工作活力并沒有降低。當他們對工作不滿意，頻繁跳槽成了解決困境的方式。正如創維集團原董事局主席黃宏生總結說，企業家與職業經理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困難面前，企業家沒有退路，要么出局，要么是硬著頭皮前進；而職業經理人可以換個地方重新再來 .

走向何方？

在承受壓力和求解壓力的過程中，高級經理人卻并沒有喪失他們夢想的能力。無論對中國經濟大環境，還是公司發展小環境，高級經理人都有著更為樂觀的心態。

相比去年同期，經理人對全球經濟發展環境的認可程度增加15.4%.認為全球經濟正處于上升和回暖狀態的高級經理人由去年的22.4%增加到了37.8%.

對未來一年內中國經濟發展形勢持樂觀態度的人數比例增加了10.3%.72.6%的高級經理人認為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重要性在增加；認為中國政府駕馭中國經濟過程中表現出強大的領導力的高級經理人比例相比去年增加了近10%.46.7%的高級經理人認為人才“招不來、用不上、留不住”是自己所在公司發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難，其次的困難是企業運營成本增加（45.4%）。

當競爭激烈、制度缺失、信任環境惡化這些本身就會引發難題的因素混合成中國經理人生存大環境的時候，我們在聚焦高級經理人光鮮的外表與成就下，也應該關注其所承受的心理困惑與掙扎。

“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抽象的問卷和數據背后，中國高級經理人求解壓力的道路將走向何方？這仍是一個絕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問題。過度追求個體本身的心理能力建設并不現實，寄望于新東家提供更寬廣的職業舞臺太過盲目，重點依靠政府、法律對宏觀環境的改善更接近于幻想。如同中國經濟的發展一樣，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需要政府、企業、社會以及經理人自身的共同努力。如果高級經理人們能在所處大環境的基礎上滿懷樂觀與自信地主動求解，路就在腳下。也許，魯迅的名言將再一次應驗，應驗在這個中國社會的精英階層身上。那么，壓力將不再是桎梏，而是美麗的挑戰。

（原標題：2013年度中國高級經理人壓力狀況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