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變革帶來的嚴峻形勢，也逼得中國不得不進行產業轉移和升級。否則，人口衰竭和大面積失業相疊加，泡沫高漲的房市崩盤，就是災難性的后果。

 

中國也是在與時間賽跑。
 

從去年年中開始的“搶人大戰”，是目前中國最重要的一個經濟現象，如果不是之一的話。

 

“西安一天遷入8000人”、“今年以來已有1334人落戶三亞”、“有30萬人在申請天津戶口的路上”，各種吸引眼球的新聞標題背后，南京、武漢、成都、天津、海南、長沙等20多省區與城市，先后出臺力度非常之大的措施吸引人才，送戶口、送房補、免費租借辦公區……

 

你推出“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就可以完成在線落戶”，我把“人才落戶門檻降低到中專學歷”；你打造“大學生留漢新政2.0版”，我醞釀“鵬城英才計劃”，各種搶人新政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

 

 

有個關于“搶人大戰”的段子很火。  

 

一小伙去西安走親戚，在火車站被警察攔住，警察問：“你是西安人嗎？”  

 

小伙：“不是，我來走親戚的。” 

 

 警察：“帶回派出所，符合親友投靠落戶條件。”  

 

另外一小伙旅游，去西安火車站轉車，又被警察攔住，警察問：“你什么學歷？” 

 

 小伙：“本科。”  警察手一揮：“帶回派出所，辦學歷落戶，火車票錢報銷。”  

 

這還沒完，一小伙在西安街上閑逛，又碰到了警察，警察問：“你是西安人嗎？” 

 

 “好了別鬧了，我是本地的。”  

 

警察：“帶回派出所，讓外地的大學同學來派出所接你，然后同學落戶。”

 

現實比段子更魔幻。落戶西安根本用不著本科，甚至不用本人過去。大中專學歷以上掃碼落戶，速度快的，戶籍卡第二天就快遞送上門了。

 

 

別怪西安太兇猛，它也是被逼的。

 

點燃“搶人大戰”導火索的始作俑者是武漢。

 

2017年初，時任武漢市委書記的陳一新下車伊始，就放出“5年留下百萬大學生”的豪言，開出三副“猛藥”：一是零門檻落戶（40歲以下大專、本科全要，碩博不限年齡都收）；二是年薪給保底（�？�4萬、本科5萬、碩士6萬、博士8萬）；三是住房加保障（大學生買房、租房全8折，全國首創）。

 

為抓落實，武漢專門成立“招才局”，“搶人”被列入“一把手工程”。2017年，武漢落戶大學生暴增30萬，頓時成大學生最青睞的二線城市。

 

成都一看不甘示弱，一氣兒推出“人才新政12條”：面試給補貼（1000塊），求職免費住（7天），本科就落戶；租住公寓要是滿5年，還能以低于入住當年的市場價買下，簡直無風險鎖定買房收益。

 

這讓成都受歡迎程度爆棚，2017年戶籍數暴增36萬，竟然超過了武漢。

 

這下所有城市都急了：再不動手，人才要被搶光，只剩下人渣了。

 

長沙說：我們這大專能落戶！

 

鄭州、合肥說：我們這中專就能落戶！

 

天津、青島說：我們這租房就能落戶！

 

昆明說：來春城，先落戶、再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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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什么最貴？”

 

“人才。”

 

十幾年前，葛優在電影《天下無賊》中的一段臺詞，已經成為搶人大戰最好的注腳。

 

 

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場突如其來的搶人大戰？

 

一個很容易理解的因素是——房地產。

 

 

 

也就是說，表面上是搶人，實際上是搶奪人背后的“六個錢包”，使其成為樓市的“接盤俠”。

 

為什么要搶？

 

“接盤俠”正在逐漸變成一種稀缺資源，因此“手快有手慢無”，先行一步能吃肉，落在后面可能連湯都喝不著了。

 

至于“接盤俠”稀缺的原因，就是眾多經濟學家提到的“人口紅利”拐點的問題。

 

《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13年以前，我國勞動適齡人口（16-64歲）的數量始終呈現逐年遞增態勢，從1982年的6.25億人增至2013年的10.06億人，從而確保了國民經濟每年新增勞動力超過1200萬，由此也形成了“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適齡的勞動人口，還要考慮相應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建國后中國在發展基礎教育方面做出了大量工作（參見《教師節特輯：崢嶸歲月宏圖起——回顧毛澤東時代的教育》），將一個遍地文盲的國家變成了發展中國家中普及基礎教育做得最好的國家，為經濟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人力資源作為一種商品，其價格受供給規律的支配，勞動力人口的供應量持續上漲，造成了中國長達三十年的勞動力價格偏低的現象，這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勞動力價格紅利”。

 

優質低價的勞動力大軍，使得中國成為全世界的“投資洼地”，吸引全世界的資本瘋狂涌入，將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然而，16-59周歲的人口規模在2012年出現了首次減少，由前一年的92543萬人減至92198萬人，減少了345萬，此后更是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2016年減少349萬。這也標志著我國“劉易斯拐點”的到來與人口紅利的衰減。


 

 

房地產市場，同樣要遵循供求規律的支配。只有在人口凈流入的城市，才存在新增房產的剛需，才有房產上漲的基礎；有房價上漲的基礎，炒房資金才會涌入。

 

人口紅利衰減，也就意味著剛需的衰竭。支撐不足，過高的房價泡沫遲早要崩盤。

 

從地方政府的立場上看，肯定是要拼命保住房價，保住房價才能保住GDP，保住GDP才能保財政。

 

在被GDP注水丑聞纏身的天津，政府托市的動機表現得尤為明顯。

 

據人才市場現場的幾位房產中介介紹，在津無房無工作人員，申請落戶成功的話，將落戶在人才市場，如果在此期間申請者在天津買房，并落戶在自己的房子上，后續就不會再被核查，即使不在天津工作，戶口也不會存在被打回原籍的風險。而如果兩年后，落戶在人才市場的申請者依舊沒有落戶到房子上，其戶籍將被打回原籍。  

 

北方人才市場的工作人員并未否認這一說法，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表示，“人才市場也沒法一直落著你的戶，天津歷來的政策就是兩年清理一次集體戶口。” 

 

 前述天津市人口服務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則表示：“我們確實不歡迎炒房，但是也不是說不歡迎買房，天津是有限購政策的，因此，買一套房落戶在我們看來，就是愿意在天津發展的一個表現了。買房其實也是一個門檻，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買了一套房，家就在這里了，那以后的發展也大多就在這里了。不適用于所有人，但政策肯定是覆蓋大多數。”

 

 

可以看出，在天津這個“準一線城市”，“落戶與買房”是赤裸裸地捆綁在一起的。

 

按照這樣的思路進行分析，不難解釋搶人大戰背后的邏輯：

 

由于貨幣超發，過剩的貨幣不斷流入房地產市場，使得房價不斷推升；

 

但是，由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大棒，各地紛紛出臺了房產限購政策，使得炒房資金無法順利進入各地房市，因此房價凍結；

 

然而，各地政府由于財政壓力，又被迫依賴土地財政。而土地財政能夠運轉的前提，則是形成“房價上漲造成土地市場的火爆，地價上漲再推動房價上漲”的循環。

 

因此，地方政府有繞開房產限購政策的迫切動機。

 

于是，各地政府不約而同地降低落戶政策，本科學歷即可以落戶，相當于將限購政策架空，使得炒房資金可以順利進入本地房市托起房價，從而讓該城市成為人口紅利衰減背景下的“贏家”。

 

以上說法不能算錯，人口紅利確實在衰減，各地政府出臺搶人政策，也確實摻雜著托市的強烈動機。

 

但是，上述分析仍然沒有觸及到事情的本質。搶人大戰的背后，還有更加深層次的趨勢性因素。

 

這個趨勢性因素是什么呢？

 

那就是人類歷史上意義極為重大，影響也極為深遠的一次經濟重心大轉移！

 

中國擁有14億人口，而全世界發達國家的總人口加到一起也就十億左右；中國的領土有九百多萬平方公里，而且地域差異極大，最發達的北上廣深，與發達國家的世界級都市相比也不遑多讓；然而中西部仍然存在廣大經濟不發達地區。

 

中國的復雜性前所未有，將中國理解為一個國家是有失偏頗的，它更像是一個“縮小版的世界”。


 

中國各省替換為GDP相當的國家

 

由于中國實行統一的法律，講相同的語言，使用統一的貨幣，采用統籌的貨幣政策，各省之間也不存在“關稅”或其他歧視性貿易政策，這是一個14億人口規模的、近乎理想的“自由貿易體系”。

 

在“自由貿易體系”下，經濟要素會向回報率更高的地區流動，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回顧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經濟史，經濟中心隨著經濟發達程度的上升，其綜合成本也就不斷升高，因此資本和技術就會向成本更低的邊緣地區流動，形成“中心——邊緣”的工業化轉移浪潮。

 

在英國開啟“工業革命”之后，英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英國國內空間狹小，資源匱乏，人口數量也很有限，可以說除了資本過剩，什么都缺。因此英國并沒有把“世界工廠”這一頭銜保持多久，資本不斷流向與英國進行自由貿易的法國、德國、美國等綜合成本更低的地區。這一輪工業化轉移浪潮，造成了世界霸權和經濟實力的不平衡性，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

 

二戰之后經過二十年的發展，發達國家再次遭遇發展瓶頸，于是向綜合成本更低的亞洲國家流動，形成了第二輪大規模工業化轉移浪潮。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融入了世界自由貿易圈，也正是在這一輪大轉移中抓住機會趁勢而起，成為“世界工廠”。

 

前兩輪工業化轉移浪潮存在一個顯著的特征：所謂的工業化轉移，幾乎都是發生在距離海岸線三百公里以內的“沿海經濟帶”。即使有所例外，那也是在與海洋有水運航道連接的地區，實際上與沿海是同一性質，比如美國的“五大湖區”。

 

沿海發達，內陸落后，絕大多數人口分布在沿海地區，不僅中國如此，這是世界的一個普遍現象，也是海權國家能支配全世界的現實基礎。

 

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達地區，都在美國艦隊的射程之內，因此美國“號令天下，莫敢不從”。至于美國艦隊威脅不到的那些地區，也是經濟落后，美國看不上的鳥不拉屎地區（阿富汗除外）。

 

如果回顧歷史，你會進一步發現，除了中國以及歷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線的一些貿易城市以外，這個世界上就沒有存在過其他遠離海洋的經濟發達地區。

 

中國人歷史記憶中的大陸帝國，遠離海洋的繁華超級都市長安洛陽，其實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例外。

 

為什么會造成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海運無需進行大規模基建，只要建設港口就夠了。因此，除了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地區間的絕大多數經濟交流都是依托海運，這在“地包海”的歐洲尤為明顯。

 

然而，在不依賴海運的情況下，古代中國居然變成了全球經濟中心。

 

這是怎么做到的呢？

 

大統一的國家形態，是造成這種差別的根源。

 

在《從這座城，我讀到了中國五千年的興衰史……》這篇文章中，北山曾經提到過，天然河流以及人工運河形成的內河航運網絡，是支持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早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出于經濟發展和軍事的需要，紛紛開鑿運河。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后，開啟了“全國一盤棋”式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先河。除了開鑿運河之外，還修建了遍布全國的“秦馳道”，相當于那個時代的高速公路網。相對于現在的“鐵公基”，古代則是“運（河）公基“，從此華夏文明就帶有了”基建狂魔“的基因。

 

在每一個強盛朝代的背后，無不是交通運輸網絡的建設高潮。運河需要疏浚，天然河道需要治理，道路需要維護，只有強盛的中央集權國家，才能支撐如此大規模的工程建設。持續不斷的基建帶來的紅利也是豐厚的。發達的交通使得中國的物流成本相對于世界其他地區低得多，國內各種經濟要素流動通暢，經濟發達，人口繁盛。

 

中國內陸經濟發達的狀況，也僅僅維持到“安史之亂”。唐末黃巢攻陷長安后燒殺擄掠，更使得關中地區永久性衰落。在此之后，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沿海地區，“陸上絲綢之路”中斷，海洋經濟帶崛起。

 

長期的對外貿易以及運河漕運，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版圖，中國的重要經濟帶幾乎全部分布于沿海以及沿大運河沿線，使得中國擁有一個大陸國家的“頭腦”，卻長了海洋國家的“身體”。國家的生命線嚴重依靠運河漕運，成為中國明顯的致命缺陷。這就使得海權強國輕易擊敗并控制中國成為可能。

 

 

中國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在倭寇入侵的時代已經嚴重暴露，但是明清更替使得統治者忽視了這一缺陷，此后還變得越發嚴重。

倭寇騷擾地區示意圖

 

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軍炮艦就是封鎖了京杭大運河漕運，使得京師賴以生存的補給中斷，所以清廷才匆忙議和。這體現了清政府的腐朽和脆弱，也體現出中國的經濟帶和政治中心幾乎全部分布在沿海地區。因此在國門上架起炮艦，這個偌大的帝國就只能匍匐在海權霸主腳下。

 

由于中國存在內陸經濟中心的輝煌歷史，因此中國人的發自內心地認為，內陸落后于沿海是不自然的，建設內陸地區是合乎情理的舉動。特別是面臨海權國家威脅的時候，中國人還會想方設法將經濟重心向內陸轉移，比如毛澤東時代的“大三線建設”。

三線建設示意圖

 

由于文化的影響，中國人長了一顆“大陸國家”的心，盡管也形成了沿海發達內陸落后的經濟版圖，但始終堅持不懈地發展內陸，不惜投入萬億進行中西部大開發，努力做到身心合一。

 

然而，深受西方文明影響的其他國家則根深蒂固地認為，沿海發達才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天然正義”。即使內陸與沿海地區建設了交通線，也不過是方便內陸地區的人口和資源向沿海流動而已，絕對不會有動力大力建設內陸地區。

 

美國形成東西部沿海與內陸地區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逐漸撕裂為針鋒相對的“兩個美國”，正是這一經濟發展趨勢在政治上的深刻反映。


 

2000年大選地圖


 

2012年大選地圖


 

2016年大選地圖

 

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加泰羅尼亞鬧獨立，現象千差萬別，實際上都是世界經濟沿海和內地發展不平衡，雙方利益漸行漸遠的產物。

 

世界經濟在2007年達到“歷史性大頂”，這說明全世界的沿海經濟帶，能開發的基本都已經開發完畢，而內陸大部分地區依然在沉睡。

 

形勢再這么惡化下去，遲早是要出大問題的，等著天下大亂吧！

 

要想繼續獲得經濟發展空間，除了技術創新之外，就只有一條路——向內陸發展，激活沉睡的內陸經濟人口！

 

歷史上，實現內陸與沿海共同發展的唯有中國。未來，世界實現內陸與沿海的均衡，也只有依賴中國的引領。

 

建國后，中國一直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堅持不懈地進行全國范圍的基礎設施建設。自2008年之后，交通基建進一步提速。如今，“八橫八縱”的全國性高鐵網絡已經基本成型。

 

 

中國的基建投資曾引發無數批評質疑，特別是高鐵建設，曾經引發無數公知的口誅筆伐。

 

現如今，看似不符合“比較優勢”的愚蠢舉動，已經開始迎來巨大的回報。

 

基建的完善以及持續不斷的中西部投資，填平了內陸經濟發展的壕溝，激活了中國的中西部增長空間，使其成為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更為有利的承接工業化轉移的地區。

 

中國的超大人口規模，也使得發達地區的人口聚集，很快就達到當地自然資源的承載極限。北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水資源限制成為一個剛性約束，即使是南水北調也難以填補需求，限制人口流入成為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一方面內陸地區需要發展，另一方面沿海地區的承載超負荷，再加上中國政府堅持不懈的推動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宏觀政策，多重因素疊加，使得中國的沿海地區的工業發展遭遇瓶頸之后，紛紛向內陸轉移，從而打破了工業化轉移浪潮僅僅發生在沿海經濟帶之間的歷史規律。

 

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隨著這些年相關投資紛紛落地，中國的中西部發展，也獲得了更大的增長動力和想象空間。

 

參見上圖，出臺搶人政策的城市，其中的主流都是高鐵網絡中的中西部樞紐城市，相關經濟要素正在向這些樞紐城市聚集，從而成為中國未來發展的經濟增長點。

 

當政策、資金、配套設施都不缺的時候，人才的缺乏，就成為制約這些城市發展的瓶頸。于是，搶人大戰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從地方政府官員的角度出發，可能僅僅是出于給房地產市場托市的考慮而已；

 

在上述淺層動機的背后，中國的工業化轉移浪潮打破兩百多年以來“從沿海到沿海”的歷史規律，開啟了全球經濟帶從海權向陸權轉移的“千年大計”，才是“搶人大戰”所反映出來的深層邏輯。

 

經濟的平衡發展，是實現政治平等的基礎。要想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做到的是帶領不同地區共同富裕。如果不能縮小沿海和內地的差距，實現各個地區平衡發展，一切美好的許諾都成為一句空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曙光，就蘊藏在“搶人大戰”之中。

 

中國不僅僅是對西方工業文明的繼承，更是結合了華夏文明特有的發展邏輯，為全球發展探索了出全新的更加合理的發展方向，這是“搶人大戰”背后蘊含的歷史意義。

 

至于前文提到的人口紅利拐點造成的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

 

不存在的。

 

在AI即將大規模應用，從金融法律到快遞員紛紛要失業的明天，大量富余人口才是需要頭疼的問題。

 

 

2000年，高盛在紐約總部的美國現金股票交易柜臺雇傭了600名交易員。但今天，這里只剩下兩名交易員“留守空房”。

 

瑞銀在裁員路上也沒有落后，這是8年前瑞銀集團的交易大廳：

 

現在的交易大廳卻成了這個樣子：

 

高盛、瑞銀的交易員被替代的經歷，只是全球金融公司的一個縮影。

 

用更高的科技取代成本高昂效率低下的人工勞動，這一趨勢幾乎在所有行業中蔓延，估計在兩三年后，交易大廳就可以改成室內羽毛球場了。

 

下圖展示的是一個AI瓦工機器人工作的情景：

 

這個名叫Hadrain X的機器人可以處理不同大小，不同規格的磚塊，也可以高速切割、研磨磚塊。

 

根據倫敦工程巨頭梅斯的研究，未來20年內，三分之一的建造作業將被機器人和技術替代，后者將取代英國60萬建筑工人職位。

 

德勤最新開發的財務機器人，一個機器人可以頂替15個財務人員的工作，而且可以每周24小時*7日的工作。

 

對于特定的36萬小時的人力工作，財務機器人只需幾秒就能完成！

 

荷蘭的ING銀行宣布了一個可以讓他們在未來省下近9億歐元的“數碼轉換”計劃。而計劃的內容就是：先砍掉5800名員工，占員工總數13%；未來再視情況讓另外1200名員工轉職或是裁掉。

 

無獨有偶，德國商業銀行也宣布，到 2020年他們將會將銀行中 80%的工作都數碼化、自動化，最終將會裁掉 9600名員工。

 

花旗預計，2015——2025這十年間歐美銀行將裁員30%，數量最多達到170萬人。

 

昨天那篇《共享單車還會卷土重來嗎？》發出后，不少留言對于無人配送車還感到不可思議，還是看看下面這個視頻，了解一下現實。

 

技術變革帶來的嚴峻形勢，也逼得中國不得不進行產業轉移和升級。否則，人口衰竭和大面積失業相疊加，泡沫高漲的房市崩盤，就是災難性的后果。

 

中國也是在與時間賽跑。

 

在變革越來越快速、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未來，無論是個人、城市還是國家，都需要重新思考自身的定位，也將迎來更多的發展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