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里,新興的美國工廠的物流上升了大約1/3，同時，工人的數量下降了大約1/3。這從標準電機公司——一家已有92年歷史，位于皇后區的家族型制造業企業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以上兩種現象的影子。這是一個關于競爭和創造力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美國的經濟現狀，也從另一方面揭示了為何解決就業危機如此不容易。

消失的工作崗位

美國的工人，依然靠出賣自己的體力來維生，而且，總體來說，這些工人（在美國，大約有4千萬這樣的成年人）并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卻在努力為中產階級的生活而打拼。不論你信或者不信，美國依然擁有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制造業（在未來的一兩年，中國可能會超過美國）。但不論排名如何，這個國家的制造業出口依然在強勁地增長，僅就過去十年而言，美國工廠的出口，在考慮通脹因素的條件下，依然上升了1/3。

不過，美國制造業的成功是付出代價的。其中之一，就是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機器所代替。從1999年到2009年的這十年間，工廠的裁員如此之快，以至于他們幾乎抹去了過去70年間所有的就業人口紅利。差不多每3個制造業的相關崗位中，就有一個消失了，也就是說，大約600萬人遭到了裁員。目前，在美國制造業工作的工人數量和大蕭條結束之后的工人數量差不多，但是美國如今的人口卻是當時的兩倍以上。

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10年間，格林維爾地區的工廠有很多工作崗位，即使受教育程度很低的人也可以勝任。但此后情況卻發生了很大變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以及隨后中國對于國際市場的開放，使得位于中國和墨西哥的工廠可以以更為低廉的成本制造和輸出棉紡制品，這直接導致了南卡羅林納一家又一家棉紡織工廠的倒閉。與此同時，依然在開張的工廠也不斷用自動化設備來代替工人。關于這種現象有一個笑話，說一個現代化的棉紡織工廠只需要雇傭一個人和一只狗，那個人的工作就是喂那只狗，而那只狗的工作就是讓那個人遠離機器。

工廠的轉型

為什么所有的東西都要在美國制造？當一些制造業企業可以以低廉得多的成本在中國或者墨西哥雇傭工人的時候，他們為什么要選擇美國？

幾十年前，類似標準機電的車床都是直接由人工操作的。一個好的操作工人不需要受過很好的教育，只需要有足夠多的經驗。而今天，機床由電腦來控制了，因而操作人員必須要懂得使用電腦。

盧克·哈欽斯是標準機電最新的熟練機械師。這個27歲的瘦弱年輕人的父母希望他成為一名牙醫，但是他在大學里面主修的是生物和機械，因而他覺得，牙醫不適合他，他希望能找一份讓他盡快賺錢的工作。一個朋友告訴他，如果他懂得如何操作工廠里的機器，他就能找到一份每小時賺至少30美元的工作，這就是他后來加入機械技術工程的原因。

盧克擅長數學。“如果你懂得算術，就能成為一名很好的操作者，甚至程序員。”而盧克確實很擅長制造業器械編程。為了彌補實際操作經驗上的不足，盧克特意用兩個暑假的時間來“補課”。

經過6個學期的學習以及無數花費在機床切割上的時間，盧克和班上大多數人一樣，在附近的工廠找到了工作。當他被標準機電雇傭的時候，已經擁有了兩年校內操作經驗和五年工作經驗。

盧克覺得自己顯然還不是一個專家，所以他希望能學習一些和自己的工作相關的內容，比如工業電子等，這樣他才會更有競爭力。

很大程度上來說，盧克可以說是美國工業勞動力市場巨大變化的人格化體現。在計算機操作機器之前，工廠生產的每一步都要依靠人力。對于一個新人來說，學習操縱一部簡單的機器并不復雜，而且他們也可以從簡單的開始，慢慢學習操作復雜機器。在這個過程中，新人也會慢慢變成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年薪可觀。因為這些操作經驗只有在工廠里才能學到，因而，越來越少的人去學校學習。

熟練勞動力和復雜的機器的結合使美國工廠在生產精密產品方面很有優勢。以盧克為例，他可以迅速切換計算機程序，使計算機從操控機床，到操控燃料噴射器這種小部件的生產。因而，標準機電可以為幾千種不同型號的汽車生產配件。相比之下，中國的工廠更傾向于長期生產單一產品，更新頻率比美國要低得多。

脆弱的工業利潤

標準機電的經理托尼說，工廠大部分的流水線是一種重復勞動，只需要簡單的機器和低技能工人就能完成。而技術的進步，也讓這種操作越來越簡單化。因此，第一級別水平的工人的工資都差不多，而且可替換性很強。

不過，第二級別的工人，比如盧克，就可以比第一級別的工人多賺50%的工資，因為他們知道如何去調試機器故障。

如果比盧克低的第一級別的工人，要實現其美國中產階級夢，就必須努力成為第二級別的工人。十年前，一個第一級別的工人還可能說服老板，給他進行第二級別所需要的培訓，而如今，第一級別和第二級別的差距卻越來越大。而從經濟成本考慮，老板們也不太可能愿意花大價錢讓這些隨時可能跳槽的工人進行這種培訓。

人們或許會說，為什么像標準機電這樣的公司老板不能有點人情味，幫助一下第一級別的工人，降低一點利潤，還可以促進美國的就業。

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標準機電的工廠還位于紐約。但是在紐約進行生產的成本顯然太高，于是，工廠開始向一些成本較低的地區轉移，比如墨西哥、波蘭，當然，還有美國本土的格林維爾。今天，這座昔日的工廠只剩下了標準機電的高層管理者。

當Autozone、Napa這樣的大型汽車零配件公司開始了擴張，它們利用規模優勢和議價能力自然對像標準機電這樣的小公司造成了擠壓。

快速增長的標準機電最大的危機是在2009年，金融市場深陷債務危機，公司無法籌集足夠的錢還清自己已經出售的債券，面臨破產危機。于是，CEO拉里只好賣掉了位于紐約的工廠，對管理層裁員10%，并盡一切可能削減開支。終于，標準機電在危機中幸存了下來，獲得了新一輪發展，并迎來了最好的時機。當時，市場上的趨勢不再是購買新的汽車，而是去購買新的汽車零配件。

鑒于這樣的歷史，市值40億美元的標準機電目前最關注的事情依然是如何生存下來，而關鍵在于降低成本的同時提高質量。對于標準機電來說，高質量的產品離不開好的原料，而這些原料必須按照市場價格購買。在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的背景下，降低勞動力的開銷成了當務之急。如果標準機電為普通的工人支付更高的薪水，或者雇傭更多像第一級別的工人，那么它就不得不提高價格，或者降低利潤——而不論選擇這兩者中的任何之一，都足以讓標準機電迅速破產。
 

對離岸市場的思考

像美國這樣的地方應該生產什么樣的產品？像中國或者墨西哥這樣低工資水平的國家，又適合生產什么樣的產品？

標準機電的客戶，也就是那些大的汽車零售店和批發商，更多地視標準機電為分銷商，而不是制造商。他們希望標準機電能夠在48小時內提供諸如發動機管理器或者溫度控制器之類的產品。如今，幾乎每一輛在美國街道上行駛的汽車，都有標準機電生產的配件。

標準機電只生產自己股票里面一半的產品，另外一半，他們是從其他制造商手里購買的，大部分來自中國。公司的工程師非常關心這些購買的產品，看看能不能用更低的成本進行本土化生產。不過，制造和購買相結合的模式，反而增強了標準機電的競爭力，讓它的成本更低，質量更高，能更好地為大型商場服務。

標準機電兩位工程師——約翰和馬迪說，就在幾個月前的會議上，他們評估了另外一種精密產品——點火線圈。他們驚喜地發現，來自波蘭的產品不但成本低廉，而且在那里也能找到高技術的工程師。因此，標準機電開始準備在波蘭建立離岸工廠。

這些決定最終將導致標準機電的數十種工作崗位向國外轉移，或者說，也可能在美國創造新的工種。往往一種新的產品剛剛開始生產的時候，它會選擇把產品線放在美國本土（這也就是為什么一些初級勞動者會得到工作的原因），但隨后，當技術已經成熟，為了節省成本，他們就會向更低成本的地區，比如中國轉移。在中國制造為標準機電節省了很多成本，尤其是那些簡單的零部件，有時候甚至能省下80%的成本。

對于美國產業工人來說，有時這種情況是壞事，有時卻是好事。比如說，如今，中國和墨西哥、波蘭的工人變得比十年前技術高超多了，他們的工廠也可以生產更為精密的產品。

然而，所有這些因素帶來的混亂和矛盾都指向一個方向：在美國，低技能的工人將越來越難找到工作。除非普通工人可以學會電腦技術或者做其他低工資地區工人不能做的事情，不然她很快會被機器或者低工資水平的工人所取代。

破解制造業危局的策略

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人預見到了日本在制造業上的崛起以及由此可能給美國制造業帶來的沖擊。有人呼吁聯邦政府通過高關稅，或者減少自由貿易協定來進行自我保護。但長期看來，這顯然是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利的。

其他建議也都是以利己為基礎，不太可能有大的影響，比如制造商的補貼和減稅（因為這些舉動的好處將直接流向工廠老板，而不是工人，他們依然需要和越來越便宜的機器人作斗爭）。最近幾年最大的呼聲，就是讓中國停止干預貨幣市場。幾乎每一個經濟學家都希望中國不要再人為地讓人民幣如此便宜，但就算如此，美國低技術工人的就業率也不會戲劇性地上升，因為工廠將從中國轉向印尼等成本更低的地區。

但當下，美國本土的制造業正在制造和銷售的產品數量幾乎是歷史上最多的，與此同時，他們所需要的工人數量卻越來越少。

生產力本身是個好東西，只有通過生產力的增長，人們的生活質量才可能提高。因為農業生產力的提高，我們不用再日以繼夜地在地里勞動，因為有更高的工業生產力，我們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在商店買到。理論上說，生產力的提高是社會上每個人的福利。當一個人就可以生產出過去100個人才能生產出的產品時，價格應該下降，從而帶來購買力的提高，而我們每個人也相應地變得更為富裕了。從經濟學模型上來說，生產力帶來的紅利不應該僅僅流向資本所有者，它也應該通過提高工資的方式，流向普通工人。

整個20世紀，由于科技提升而帶來的農業和工業的發展，為那些低技術的人們創造了便利。比如，快速發展的制造業讓越來越多的農民涌入城市，并且可以在工廠找到一份工作。

而我們正在經歷的全球化和電腦時代，一方面是對工業生產力的大釋放，另一方面也讓收入差異越來越大。很難設想怎么樣的改變才能讓大量低技能的工人在美國重新找到工作，但是我們或許可以為普通的工人提供一定的教育，保證她在未來十年可以獲得一定的上升空間。帶有補貼性質的工作培訓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也確實為一些人帶來了福利。但是這些項目帶來的好處也不斷被我們教育體制的弊端所減少。和那些已經受過一定基礎教育，并且有著家庭支持的人相比，這些低技能工人就算受了培訓，也不見得能獲得更多的競爭力。

要解決現在面臨的問題，需要改善的方面太多，要讓工人獲得技能，就要改革我們的教育體系，以及青少年懷孕問題、毒品問題、種族歧視，以及一個破碎的政治制度。

這可能是制造業工作消失以后帶來的最壞的影響。過去，不論在工廠還是在農場，幾乎每個人都有發展機會：聰明的和不那么聰明的，擅長社交的和比較宅的，有孩子的和沒有孩子的。所有人都是從低技能工作做起，然后慢慢在工作中學習一些東西。特別是在20世紀中葉，當制造業的雇傭率到達頂峰的時候，童年和青春期犯下的錯誤，家庭背景的不寬裕，都不是妨礙人們找到工作并且獲得一定發展的大問題。

在美國歷史上，人們的背后似乎曾經有一股看不見的力量，這是一種結合了各種經濟因素的力量。這種力量或許不會讓生活變得更寬裕，但是卻推動著人們每年進步一點，多賺一點錢。通過幾代人的積累，自己比父輩們過得更好了。然而這些年來，這股看不到的力量似乎正在美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