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務派遣的現狀，既規避了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又規避了社會保險責任。動搖了原本穩定的勞動用工關系，其“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功能逐漸弱化，大有取代正常勞動關系的趨勢。

進京打工“東家”卻是“老鄉”

人到了北京，工作地點北京，發工資的“東家”也是北京的公司，吳夢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成為了北京勞動大軍中的一員。可事實上她的“東家”竟然是河北“老鄉”。

□8月3日，不再當電梯司機的吳夢云又來到北京市西城區法律援助中心。

這是第幾次來這，吳夢云已然記不太清楚。

開了5年電梯，幾乎沒有休息日，拿著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的收入，沒有社保，無暇照顧的兒子長期與奶奶生活在老家……這是河北衡水農民工吳夢云對自己進京打工5年的描述。

不堪忍受超負荷勞動和超低工資待遇，吳夢云和兩個同事選擇了離開，并到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申請了仲裁，向“東家”討要加班費及社會保險。

西城區法律援助中心的郭興昌律師為吳夢云等人提供了法律援助。

郭律師說：“這個案件涉及到勞務派遣，用工單位是北京的一家電梯公司，但用人單位有兩家，還都在河北省不同的縣。目前，河北的公司根本聯系不上。”

工作地點在北京，發工資的“東家”也是北京的公司，吳夢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成為了北京勞動大軍中的一員。

可事實出乎吳夢云的意料：她的“東家”竟然是河北“老鄉”，而且還是不同的兩家，分別位于河北省館陶縣和灤平縣。

吳夢云說，她所在的電梯公司至少有好幾百名跟她一樣的勞務派遣工分布在北京各個地方當電梯司機。

勞務派遣大幅增加

將勞動者轉變成派遣工的用工單位實際是想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一是規避與勞動者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二是進一步降低用工成本。

□吳夢云從郭興昌律師那里得知，自己并不是最倒霉的那個。

郭律師近來接觸了大量與吳夢云有類似經歷的勞動者。不久前，在北京市西城區一家物業公司工作的8位勞動者找到他，希望通過訴訟與公司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盡管8人都已符合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條件，但他們卻在今年被要求與一家遠在河北的勞務派遣公司簽勞動合同。

郭律師說，物業公司的做法很典型：崗位還是原來的崗位，人員也沒變，但原來的用人單位變成了勞務派遣后的用工單位，真正應該為勞動者承擔繳社保、發工資的用人單位，卻變成了勞務派遣公司。“這樣做實際是想達到‘一箭雙雕’的目的——一是規避與勞動者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二是進一步降低用工成本，以河北的社會保險繳納標準來使用原來的勞動者。”

作為從事法律援助的律師，郭興昌發現，勞動合同法實施后，采用勞務派遣的單位大幅增加，由勞務派遣引起的勞動爭議也逐漸變多。

“我現在對勞務派遣都麻木了，太多。”郭律師說，去年我辦理了130件左右的勞動爭議案件，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由勞務派遣引起的。“我感到最近這個現象有快速增加的趨勢。”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黃樂平表示，在該中心日常的法律咨詢和法律援助案件中，勞務派遣問題比較普遍。“我們代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大中型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實行勞務派遣的現象較多。應當說，勞務派遣行為在勞動合同法頒布之后，呈現兩個趨勢：一是勞務派遣的用工在加速發展；二是勞務派遣的仲裁訴訟案件數量在迅速上升。”黃樂平說。

一組數據能夠印證兩位律師的看法：

近年來，勞務派遣工隊伍迅速膨脹。有關數據顯示，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約為2700萬，主要由農民工、下崗工人、城鎮失業人員、企業內退人員、大中專畢業生構成。

截至2008年底，郵政和電信企業共使用勞務派遣工93.02萬人。

據對中國郵政，中國電信、網通、聯通、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的調查統計，勞務派遣工占職工總數的比例分別為50%、16%、30%、50%、75%.

在廣東，由此引起的勞動爭議占爭議總數的30%以上。

被訴單位不斷“改變策略”

停車公司成了被告后，馬上改變策略：不再發放工牌、收取停車員的押金再也不發給押金條，甚至讓停車員直接與公司簽訂承包合同，意圖將雙方的關系直接變成承包關系。

□“現在勞動者維權更難了。”郭興昌發現一些用人單位采用的勞務派遣讓原本并不復雜的勞動關系變得“撲朔迷離”。

“對勞動者而言，勞務派遣使得二元勞動關系變成了三方之間的關系，讓勞動關系更加復雜。”黃樂平說，“勞務派遣尤其是逆向勞務派遣，勞動者的服務處所、工資水平、管理關系等并沒有發生任何的改變，而勞動關系卻在悄然之間發生了變化。”

長期從事勞動法律援助與研究的黃樂平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針見血：“這一變化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勞動者的連續工齡中斷，勞動者無法享受要求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權利，同時，客觀上造成勞動者社會保險關系的變化。在增加維權成本方面，勞務派遣行為無疑對勞動者的影響是巨大的，比如，用工單位使用異地的勞務派遣公司，那么，一旦發生勞動爭議，在管轄方面就存在問題，最后的執行更是困難重重。”

經常辦理勞務派遣引發的勞動爭議案件讓郭興昌對常見的勞務派遣手段“見怪不怪”，能夠通過以往積累的經驗幫助勞動者維權。但一些變化讓他憂心忡忡。

種種跡象顯示，一些被勞動者起訴過的單位正在不斷變換手段意圖進一步規避法律。

“那些有‘戰斗經驗’的單位，在敗訴后往往馬上改變策略。”郭律師介紹了一起他正在辦理的案件：該案目前僅涉及4人，但案件被告——北京一家大型停車公司，卻擁有近2000名勞務派遣工。這家公司在勞動合同法實施前，突擊讓勞動者簽訂了空白勞動合同，在勞動者不知情的情況下，將他們“轉變”成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的員工。

崗位沒變、工資照發，勞動者對自己身份的變化絲毫沒有察覺。

事情在2008年下半年開始發生了變化。

由于停車公司發生了拖欠工資的現象，一些停車員申請勞動仲裁討要欠薪。此時，停車員們才從仲裁機構得知，他們告錯了對象：停車公司早就與他們沒了勞動關系。

干了幾年甚至十幾年，本來認為能跟公司簽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派遣”了，一些停車員開始與公司打官司。

剛開始，盡管沒有勞動合同，但停車員拿著公司發的工牌、押金條等作證據，也能為自己維權。但停車公司當了一次被告后，馬上改變策略：不再發工牌、不再發押金條，甚至讓停車員直接與公司簽承包合同，試圖將雙方的關系變成承包關系。

“以前停車員不論如何還能提供一些相關證據�，F在他們基本上找不到與停車公司有過勞動關系的任何證據了。”郭興昌說。

法律模糊規定亟須明確

勞務派遣的無序發展狀態，對勞動合同法實施造成了沖擊，損害了職工就業穩定、同工同酬等權利。

□我國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然而，不少企業卻大規模、長期使用派遣工。

一家北京知名食品企業人力資源部工作人員林小姐向記者透露，該企業70%以上的勞動者都是被派遣員工，從銷售員、導購員、行政管理人員都有。從崗位分布和工作年限來看，早已突破“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規定。

全總法律部部長劉繼臣表示，勞務派遣的無序發展狀態，對勞動合同法實施造成了沖擊，損害了職工就業穩定、同工同酬等權利。

黃樂平認為，由于法律規定的不完善，勞務派遣在我國的發展正在走向異化，其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原本穩定的勞動用工關系，其“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功能逐漸弱化，有代替正常勞動關系的趨勢。他說：“勞務派遣的異化，加劇了勞資雙方之間的矛盾，抑制了勞動者的勞動積極性和創造性，不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和社會關系的和諧穩定。”

黃樂平說，用工單位實行勞務派遣的主要目的，一是避免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義務，二是避免社會保險責任。“因此，改善勞務派遣，需要從解決這兩個問題方面著手。”他說，從國外及我國臺灣地區的勞動法律制度來看，實行無固定期限勞動關系是常態，而我國大陸地區的一些企業恰好相反，視無固定期限勞動關系為洪水猛獸，對于勞動力的使用，傾向于選擇勞動力的黃金時段，把老職工視為企業的包袱，這對于培養勞動者的忠誠度和責任心非常不利。勞務派遣領域的模糊不清，也造成了勞務派遣的泛濫，根治勞務派遣的問題必須從根子上入手，在立法上明確“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規定，對于不符合勞務派遣要求的非法派遣行為，加大處罰力度。

劉繼臣則呼吁立法機關盡快出臺《勞務派遣條例》，對勞務派遣用工作出詳細、明確、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定，規范勞務派遣勞動關系。與此同時，劉部長還建議，加強勞動法律監督檢查，要求企業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三性”使用勞務派遣用工。

記者手記——

勞務派遣在勞動關系領域是個再老不過的話題了，可使用這一形式的“用工單位”卻在不斷變換花樣，為勞務派遣“更新血液”。每一種花樣的變化，常常意味著更多勞動權益被侵犯。

我不想在文章中一一羅列采訪到的那些“新手段”，因為我知道這極有可能不僅不能給勞動者帶來好處，反而是讓某些單位知道了更多讓勞動者“吃虧”而又不違反現行法律的方法。

但不把問題說透，或許無法讓有關部門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也無法告訴勞動者應該如何更好地面對那些用人單位的伎倆。

因此，我只能選擇在能把問題說明的前提下，盡量少說。

本來勞務派遣應該遵守“臨時性、替代性、輔助性”的“三性”要求，可現實卻是一些用人單位的勞務派遣工，一“臨時”就是好幾年，一“替代”就代替了單位里大多數的工作崗位，一“輔助”就是成百上千人。而“同工同酬”更因缺乏法律標準成了一項勞務派遣工們的“美好愿景”。

在百度的“勞務派遣”貼吧內，有網友在“曬”國企中實施勞務派遣的行業，有網友則抒發著自己的憤懣：

干相同的工作，正式工一年七八萬，我們才一兩萬。

我們沒有獎金、沒有住房公積金，沒有工間餐，甚至工作服都沒有。

勞務派遣是牛馬出租公司，牛馬出的是血汗，可得到的是一把青草而已。

強烈呼吁廢除勞務派遣……

一位專門從事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說：除了避免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降低用工成本外，勞務派遣幾乎可以規避一切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實踐中大量的勞務派遣公司都是“皮包公司”，沒有辦公地點、沒有任何資產、沒有工作人員，一旦被訴，“拔腿就跑”。要么根本就無法起訴該公司，要么是無法執行法院判決。

現在，很多法律援助律師的一個大煩惱是：為勞動者打官司找不到用人單位。錯綜復雜的用人單位、用工單位之間要么互相推諉，要么根本就找不到。

吳夢云的案件法院已經受理，但是，她的用人單位早已“人去樓空”，根本無人接收法院傳票。

吳夢云說，他們三人是跟公司打官司的“獨一份”，更多的人選擇了忍氣吞聲。

正如那些隱忍的吳夢云同事們一樣，在龐大的勞務派遣隊伍中，更多的人為了謀生在默默地忍受并怨恨著勞務派遣的不公。

忍受不代表風平浪靜，而意味著勞動關系并不和諧。

在勞務派遣已經暴露出諸多弊端的當下，有關部門或許不能再拖延把它拉回勞動合同法原先預設“軌道”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