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3個月辛苦攢下近1萬元住房貸款存入銀行的按揭賬戶后，王曉林的銀行卡開始亮“紅燈”了。他一直認為銀行卡至少要有10萬元才能在上海這種國際化大都市里有安全感。但自從買房之后，他的存款就沒有高過5位數。

王曉林并不是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他已經來上海10年了，在這里工作、結婚、生子、買房，還在一家國有葡萄酒公司做高管。十年間，王曉林的工資只增長了10%，每個月工資稅后7000元出頭，每個月還完房貸和支付日常開銷之后，所剩無幾。

有時候王曉林會羨慕或者妒忌他的同班同學李義。李義大學畢業之后通過各種關系進了電力行業的一家公司，房子的一次性支付使他省去了不必要的手續和麻煩，不菲的年收入讓他在工作之余，還可以與家人一同去周邊游玩，生活品質不知道比王曉林高了多少倍。

王曉林和李義的經歷是中國收入分配現狀的一個縮影，同樣是大學生，同樣是進了國有企業，但由于一家是競爭性行業，一家是壟斷性行業，十年下來收入就已經相差了10倍。

以行業差距、地區差距為代表的中國畸形的收入分配格局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與網民進行在線交流時表示，一個社會當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這個社會也是不穩定的。

2010年或許可稱為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元年。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李樸民7日表示，今年中國將盡快出臺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的方案和政策措施。這是官方首次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臺的時間表。

可以預期，與之前收入分配改革重二次分配而輕一次分配的思路不同，本輪收入分配改革將注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與此同時，加大財政、稅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一言以蔽之，本輪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加工資”與“減稅負”并舉，讓老百姓能夠直接分享GDP增長的成果。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從去年開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例過低的問題就以各種方式凸顯在公眾面前。

據參加常委接見的政協委員們透露，常委們或多或少都提到了這個問題。一位常委還明確表示，作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僅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民革中央在向本屆政協大會提交的一份名為《關于進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調整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建議》的提案中指出，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資本所得偏多、勞動所得偏少，是目前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中最突出的問題。低收入人群最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工資所得，要增加他們的收入，就要在努力增加就業的同時，進一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曾長期在勞動保障第一線工作的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副市長劉家強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關鍵是要提高農民工收入，因為這個群體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主體。

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主要由勞動力市場決定。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有最低工資標準。

劉家強認為，近年來由于政府不斷提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水平，每年增長幅度都在10%，在成都，養老金平均水平已經到1000元左右，但工人的工資還沒有達到這個水平，這種“倒掛”現象是不正常的。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態勢趨好，物價上漲不大、就業壓力與以往變化不大，因而也贊同現在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他表示，各類企業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增加工資收入主要是依靠政府適時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來實現。

“要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制度給予稅收減免優惠，鼓勵和引導這些企業給員工加工資。”蘇海南說，而且“加工資、擴內需”的范圍還可以進一步擴大，“在企業員工工資增長的同時，事業單位今年將逐步實施績效工資，還可以通過建立邊遠地區、艱苦地區津貼，特殊崗位津貼等對這些地區公務員特別是基層公務員合理增加一些工資。”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對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一些擔憂。他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是把雙刃劍，它一方面可以帶動低收入者工資增長，但對于企業來說，會造成用工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企業的用工需求，有可能增加待業人群和失業人群。

強化集體談判實現“加工資”

在優化初次分配中，與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有著同樣重要作用的是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

雖然政府每年都會出臺工資指導線，但這不像最低工資標準一樣具有法律效力。法律雖然會追究制裁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企業，但并不會制裁多年不漲工資的企業。

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唯一途徑是推動行業、區域性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而且這種集體協商應該是以民營企業為主的。

民革中央建議，在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的過程中，必須充分發揮工會的作用。通過“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把分散的農民工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勞資雙方對等談判的格局，從而在理性溝通中構建企業職工工資調整機制。同時還建議，盡快選擇一些地區進行試點。

劉家強也表示，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一直都是存在的，但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在實踐中，工會與資方談判能力比較差，因為工資的增長是需要以企業的經營數據作為依據的，但企業不會把這些材料交給工會。

因此，劉家強建議，下一步政府必須采取有效措施讓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盡快發揮作用，這將非常有助于提高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直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

李實表示，雖然初次分配在優化收入分配結構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實際上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

“整個市場包括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都由一個供求關系決定，因為政府的過多干預可能會給有序的市場帶來一些不良后果。但這并不是說整個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不需要政府管制，而在這個層面上做這些相對比較有限。因此政府監管的重點應該在二次分配。”李實說。

壟斷行業改革

在政協小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張梅穎指出，30年來中國的改革一直在做“加法”，比如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增加了農民收入，所以改革受到歡迎，而現在到了做“減法”的時候，要與不同的利益集團博弈，因而改革就變得非常艱難，收入分配就是這些“減法”改革中的一項。

“提低、擴中、控高”是中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六字方針，調控高收入者收入是改革的最難點，與既得利益集團的討價還價也是目前收入分配改革舉步維艱的主要原因。壟斷行業改革就屬于難點中的難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我國最高收入行業職工平均收入是最低收入行業的1.38倍，到2008年，這一比例提高到了14.61倍。從高收入行業來看，除了個別行業之外，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具有行政壟斷性質。從各個行業的收入分配特點來看，基本上呈現壟斷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競爭程度越高收入相對越低的局面。

要跳出壟斷行業薪酬過高的怪圈，李實認為不是很難。他表示，單純地實行工資總額管理肯定是不夠的，有必要實行結構型管理――壟斷職工的崗位是可以找到市場價位的，加之參考，可以對壟斷行業每一個職位的工資標準進行準確評定。以這個標準對壟斷行業員工的工資進行控制。

民革中央另一份名為《關于進一步深化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議》的提案明確提出，壟斷行業收入分配過分向個人傾斜，使職工收入更多地和行業性質有密切聯系，從而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顯得弱化，加大了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劇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公。這不僅影響了企業的再生產，而且直接削弱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弱化了國家的宏觀調控能力。

該提案建議，國家在對壟斷行業征收壟斷稅或要求其向國家上繳超額利潤的同時，引入競爭機制，改革壟斷行業管理體制并加強對壟斷行業的監管。

另外，也有代表建議國家對壟斷行業征收資源附加稅。這些觀點得到了眾多專家的認同。

蘇海南表示，為了調控壟斷行業職工的偏高、過高收入，要從源頭上進行調控，壟斷行業的超額利潤應全部上繳國家財政，其原來無償占用國家資源必須向國家財政增繳資源占用附加稅。這樣可以將企業的高利潤轉變為政府的財政收入用于二次分配。

他說：“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要把利潤上繳給國家；從政府角度看，要對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采取減免稅，這樣就會讓居民分得的份額增加，而政府讓利的部分可以從征收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中彌補。”

李實則認為，從根本上解決，要打破人為壟斷行業，最有效的機制就是引入更多企業進入，實施行業競爭機制。對于自然壟斷企業，國家對于它的工資管理、工資增長控制要更加理性。

減稅進行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在“兩會”期間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該部正在配合財政部和其他部門，研究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因為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情況是，高收入階層都遠遠超過了起征點，而中低收入階層大量在這個起征線附近。提高個稅起征點后，可以減輕大量普通勞動者的稅務負擔。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賈慶國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減少個人稅負除了提高起征點之外，還可以減低稅率，這些都能有效地增加勞動者的工資水平。

與減低普通勞動者稅負相關聯的是，政府應該對高收入者的稅收狀況有效監管。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一些高收入群體實際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遠遠不夠，存在不少偷稅、逃稅、漏稅機會。

李實建議，政府應當在稅收監管上多下工夫，防止偷漏稅現象出現的同時，增加轉移支付，提高社會保障覆蓋，并將壟斷行業內的高額利潤轉移到二次分配中來。

“在一個追求社會公平的社會里，政府的適當角色之一就是以最低限度的效率損失，達成最高程度的公平分配，以此促進弱勢群體的利益和全社會福利水平的提升。在此方面，政府應有更大的作為。”李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