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這種惡意不僅是對民工的惡意，使民工在流出血汗以后，還得經受精神上的煎熬，找不到老板，拿不到工資，全家的生活無法維持，這樣的精神壓力，往往不是常人可以經受的；這種惡意更是對社會惡意，是社會公正和諧的大敵，它不僅造成社會的混亂，而且還造成社會管理成本的極大消耗。每到歲末年初，政府都要為討欠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而惡意欠薪者卻可以從欠薪中享受到眾多的經濟利益而平安無事。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不公。如果不對這樣的惡意欠薪者加以懲處，在客觀上就是對他們的惡意欠薪加以縱容，就有可能使這樣的行為愈演愈烈。

就本質而言，惡意欠薪是對勞動者的一種欺詐行為，譬如小曹所遇到的老板，欠了勞動者的工資竟一跑了事，豈不是“以非法占有他人工資為目的”的欺詐？對于一般的欺詐，可以請公安部門偵查，然而，對欠小曹工資的老板，卻只能由小曹自己千方百計尋找，即使小曹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也不會受到任何經濟、名譽和人身的損失，甚至連尋找的費用，也要小曹自己掏腰包，這樣的處理，豈不是法律對惡意欠薪者的惡意，表達了太多的“善意”？

當然，在刑法中設立“惡意欠薪罪”，需要法律工作者進行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什么是“惡意欠薪”，需要有明確的界定。但是，刑法決不能對惡意欠薪這樣特殊的欺詐行為，采取不聞不問的寬容態度。正是因為刑法對這種欺詐的寬容，才使那些來意欠薪的老板有有恃無恐，也才使惡意欠薪現象會在社會上愈演愈烈。

不論是為了維護民工合法權益，還是為了維護社會穩定，打擊用工領域里的欺詐行為，在刑法里設立“惡意欠薪罪”，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