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中華全國總工會建議全國人大將“欠薪罪”寫入刑法，明確對欠薪逃匿等惡劣行為追究刑事責任。針對社會各界對于該話題的關注和熱議，筆者于10日對近30名全國人大代表進行了采訪。經對調查結果歸納梳理，除少數稱不了解情況而婉拒采訪外，多數代表認為惡意欠薪突破了道德底線，應予規范或懲罰，但對于欠薪入“刑”，亦有代表認為需要慎重或者明確反對（3月11日《中國新聞網》）。

有關“欠薪入罪”的建議，不僅是現在，此前就有類似的呼聲了。比如早在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率勞動法執法檢查組到廣州檢查時，廣州市副市長蘇澤群等人就建議修改法律有關規定，對惡意欠薪者增設刑事制裁措施。

不過，我仍然明確反對設立“欠薪罪”。雖然設立“欠薪罪”可能會受到許多人的贊同，但法律卻是要考慮謙抑性和可行性，避免輕微行為上綱上線。刑法作為社會關系的最后一道保障線，它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它調整的對象內容是關系到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主要是對公民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最重要的部分進行保護；二是它的調整手段是所有法律調整手段中最嚴厲的，涉及到剝奪公民的財產、自由甚至生命。因而，必須是最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而且用其他法律無法規范的情形下，才能動用刑罰手段。

欠薪的確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經常引發上訪、跳樓、堵路等過激行為，影響到社會的穩定。但如果我們冷靜看待這個問題，則會發現這些問題產生有其復雜的原因：有些包工頭、開發商拖欠工資是因為發包方（包括政府）拖欠工程款，還有些是工人與包工頭、開發商存在各種民事糾紛，當然也少不了包工頭、開發商有錢賴賬，企圖榨取工人的血汗錢。這些拖欠的情形各不相同，其社會危害性也不一樣，因而，設立“欠薪罪”有其技術難度。而且，只要沒有詐騙的故意，包工頭、開發商就是惡意欠薪，在某種程度上講，也是一種道德敗壞的問題和民事違法行為，并沒有嚴重到非要用刑罰處罰不可。

相對于動輒將欠薪入罪的思維，我倒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現有的法律手段并沒有真正激活，才造成工人普遍維權困難，被拖欠工資求告無門。事實上，勞動行政監察部門往往要到工人投訴時才會主動介入監管用人企業，有時甚至連投訴了也置之不理，在監管用人企業保障工人工資問題上一片空白；許多用人企業根本就沒有工會，工人處于弱勢地位，無法與資方對等談判，甚至根本就沒有簽訂用工合同，而當地的工會也不見伸出援助之手；工人被拖欠工資后，因為訴訟成本的問題，根本就無法訴諸法庭，得到司法的援助，即使判決下來，往往也是執行不力，而贏了官司輸了錢。

為此，如果勞動行政主管部門能事先介入監管、事后加大處罰，如果工會組織能多提供援助，如果司法部門能簡化程序、加大執行力度，我想即便不設立“欠薪罪”，欠薪的問題也能大大緩解；反之，即使設立了“欠薪罪”，以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欠薪問題上的執行力而言，只怕難以使得欠薪問題得以根本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