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意欠薪罪”可能寫進《刑法》嗎？它能有效防止惡意欠薪嗎？

首先，要看惡意欠薪是不是單純的民事糾紛。民法專家梁慧星反對欠薪入罪，建議從民事立法的角度，加強保護勞動者的工資債權：勞動者的工資可作為特殊債權處理，優先于國家稅收受償；將訴訟時效延長至10年；同時比照貸款利率實行法定強制利息。

對解決惡意欠薪問題，上述這些民事立法措施只能是隔靴搔癢。針對不少黑心老板惡意拖欠勞動者的工資，這些民事保障措施，無法保障勞動者拿回工資。老板都找不到，遑論起訴。因為到目前為止，惡意欠薪僅被視為民事糾紛，最多由勞動行政部門處理。一旦惡意欠薪入罪，則可由公安機關處置，避免了公民自力主張權利時，可能引發的暴力行為。

從現實看，惡意欠薪問題，已不僅僅是勞資間的民事經濟糾紛，而有著嚴重的社會危害。被拖欠薪酬者，往往是弱勢群體，一些人被迫采取過激手段討薪，比如跳樓、圍堵干道等。既然問題超越了民事層面，當然需要將惡意欠薪作為犯罪打擊。

其次，惡意欠薪入罪，不是欠債入罪，二者有本質區別。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律師表示：增加“欠薪罪”與國際人權公約相違背，“從國際法角度講，必須保證所有人不因欠款而監禁”。的確，我國政府已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十一條為：任何人不得僅僅由于無力履行約定義務而被監禁。

但是，這里的“無力履行約定義務”（inability to fulfil a contractual obligation），是指還不起債，而不是有能力不還債。還不起債，只是個人的財產問題，一個窮人不能因還不起債，就被定為犯罪，該規定的本意是保護窮人的尊嚴。但黑心老板惡意逃債，有極大的惡意和社會危害性，與該公約宗旨相悖。

當然，不能指望惡意欠薪入罪之后，就萬事大吉。勞動者工資被拖欠，之所以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有深層的制度性原因，包括城鄉兩元制度下的農民工務工困境，勞動保障制度與現實的脫節，現代商業信用機制的缺失……這些都不是一條《刑法》法條所能解決的。

一方面，這些深層次的制度問題短時間內很難解決；另一方面，現實中惡意欠薪經常性地引發群體事件。刑事立法打擊惡意欠薪，能震懾無良老板，向勞動者提供公權救濟，也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有著當然的緊迫性、正當性和社會民意基礎。一旦對“惡意欠薪”做出具體界定，使其區別于一般的欠薪行為，立法的技術問題，完全可以解決。

盡管不是所有的社會問題，都能靠《刑法》定罪解決，但通過刑事立法打擊社會危害極大的問題，仍是可行選擇。自1997年《刑法》頒布以來，已經有了7個修正案。其中將一系列被公眾深惡痛絕的違法行為列為犯罪：不報謊報安全事故罪、侵犯個人信息罪……這些都是立法者積極回應民意的體現。與這些犯罪相比，惡意欠薪入罪的民意基礎同樣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