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四月間，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向社會公開了草案一審稿，通過各種渠道創紀錄地收到社會各界提出的意見，多達19萬余條，前后兩種意見均有充分表達。這一爭議性話題更一度引起學界和輿論的激烈辯論。

　　12月24日勞動合同法草案二審稿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記者注意到一個顯著的變化：立法宗旨由原來的“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勞動關系的和諧穩定”，變為“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前后語序之變，顯示出立法機關對平等保護勞資雙方權益有所強化。

　　“這實際上是一個指導思想性的修改，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的勞動關系和諧穩定了，雙方的合法權益必然就受到了保護。”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一位負責人解釋說。

　　26日下午的分組審議中，“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這一立法宗旨獲得多數常委委員的認同，但具體如何平衡勞資雙方的權益，再次引發常委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們的熱烈討論。

　　企業利益受損也會傷及勞動者的利益

　　列席會議的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述祖認為，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涉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雙方，因此立法宗旨應該是既要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要保護用人單位的合法權益。

　　此前參加過天津市工商聯組織的一次座談會的莊公惠委員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相比的確處于強勢地位，保護弱勢群體也很重要，但法律應當是公正、公平的，不應當在立法上反映出偏向某一方的規定。對弱勢群體的保護應該通過執法部門依法加強監管來實現，而不是通過立法上的傾向性。

　　一些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認為，草案中一些具體條款過于強調用人單位的責任和義務，卻忽略了勞動者的義務。這會驅使個別不夠誠信的勞動者鉆法律的空子，損害用人單位的利益，進而增加用人單位的勞動成本。

　　比如，草案第27條列舉了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的3種情況，其中兩種情況都是針對用人單位。莊公惠委員認為，如果“勞動者在應聘時隱瞞了重要事實”，簽訂的勞動合同也應該無效。他舉例說，一家小型化工企業招聘三班倒的化工工人，所以不能用孕婦。但有的婦女來應聘，隱瞞其已經懷孕的情況，應聘上崗后不久就提出已經懷孕不能倒班上崗。但根據草案的有關規定，遭受了損失的這家小企業還不能解除勞動合同。

　　事實上，盡管多數情況下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但有些時候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也會“反客為主”。有委員和代表指出，在一些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掌握技術或者公司機密的員工有時候就處于強勢地位。這些員工為獲得更高的待遇會選擇投向競爭對手公司，但草案對應該如何限制這些員工的行為規定并不充分。

　　草案規定競業限制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包括王濤在內的多位委員均認為這一限制仍然不夠嚴厲。還有一些委員和代表認為，草案中一些規定不夠合理，明顯增加了用人單位的勞動成本。

　　根據草案，勞動合同期滿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終止條件出現的，勞動合同終止。這時除用人單位不降低現有勞動合同約定條件，勞動者不愿意續簽勞動合同的情況外，用人單位應該向勞動者支付經濟補償。

　　多位委員和代表均對上述規定提出質疑。“有的用人單位就擔心了，既然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到期終止，只是因條件變化用人單位不愿續簽，為什么還要給他經濟補償呢？”莊公惠委員說。

　　為防止用人單位隨意進行經濟性裁員，草案作出了嚴格限制。包括要求用人單位裁員時，應當優先留用在本單位工作時間較長的勞動者；家庭無其他就業人員，有需要撫養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勞動者等。

　　此前，即有輿論擔心大幅上升的勞動成本會促使企業壓縮用人計劃。香港商報副社長馬力代表認為，在勞動者與雇主之間，法律可以傾向于保護弱者，但也要注意到用人單位的承受能力，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否則最后也會傷及勞動者的利益。

　　守法企業用工成本并不會提高

　　針對草案提高了勞動保護的標準、勢必增加企業勞動用工成本的觀點，一些委員和代表持不同看法。

　　致力于勞動關系研究的鄭功成委員表示，勞動合同法立法的最終目的是構建和諧的勞動關系，把勞資之間的對抗盡可能通過法律規范使其走向妥協與合作，最后求得雙贏。他認為，草案維護的都是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并未偏袒勞動者，也沒有賦予勞動者特殊的權益，基本體現了平等保護的原則。

　　分組審議中，一些委員和代表則針對具體條款，建議進一步強化用人單位的義務和責任，以保護處于弱勢地位的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我們曾仔細做過測算，按照現在這樣一個方案，不守法的企業受到的監管會更嚴格一些，但守法企業的用工成本并不會提高。”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鷹委員說。

　　在法工委組織的調研中，她注意到，勞動合同簽約率特別低，有些行業比如建筑業的這一比例甚至只有20％~30％。“很多勞動者說，每到下半年心里就忐忑不安，不知明年還有沒有工作。這對社會是一個不和諧因素。”處于強勢地位的用人單位拒絕簽署勞動合同，令很多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勞動者無處申告。

　　“之所以會出現為了幾百元錢的工資就拔刀殺人的情況，正是因為正常的渠道走不通。”信春鷹委員注意到，本應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工會在維權上遭遇挑戰。在有些私企中，老板甚至讓自己的親屬當工會主席。出于招商引資、發展地方經濟和政績等利益驅動，地方政府在利益上與企業站到一起，也無法對企業的行為做到依法監管。

　　她認為，勞動者處于弱勢地位、勞資狀況惡劣等現實狀況，決定了仍有必要在勞動合同法中，以國家意志的形式體現對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

　　通過加強監管提高那些不守法企業的勞動用工成本，讓過低的工資水平回復到一個合理的水平，在信春鷹委員看來有助于推動產業升級。“我們發展了30年的模式要慢慢地轉變，這部法律應該在這方面做一點事情。”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