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當環衛工是不是浪費人才？研究生爭編制是不是沒了理想？爭議聲中，7名研究生走上街頭，開始揮動掃帚。這個選擇背后，是他們焦慮與動蕩的青春。

要穩定，還是要理想？常人看來，他們選擇了前者。但他們自認為，這并不是一個魚和熊掌的悖論，固化的恰恰是世俗觀念：誰說選擇穩定和編制，就一定意味著放棄理想？

2012年10月8日晚，哈爾濱氣溫已接近零攝氏度。這年冬季的第一場雪正在悄悄醞釀當中。

27歲的許鑫在床上輾轉反側。“去還是不去？”這個問題已在他腦中翻騰了無數遍。

兩個星期前，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新聞：2012年哈爾濱市環衛系統公開招聘事業單位員工，有編制。

1月11日，哈爾濱，碩士環衛工郝文芳（左）正在接受隊長的技術指導。

自此以后，他一直生活在忐忑當中。其實，他已經選定答案，但他知道，自己將要“付出代價”——這個代價具體是什么，他又說不上來。

報名截止的最后時間里，他和同是研究生的妻子吳敏報了名。同樣報名的，還有郝文芳、孫琦、于妍等其他27名研究生。

2013年1月，通過筆試、面試，許鑫、郝文芳、孫琦和于妍等人從7000多名報名者中沖出，被錄用為環衛工。

1月9日，經過5天的集中培訓，這些新人正式上崗。

“他們不理解，一個年輕人的焦慮”

許鑫不樂意將他的經歷解讀為，“大環境背景下的無奈卻也是上乘之選”。盡管在此之前，他幾度折戟，高學歷者的順暢求職經歷，他“連門兒都沒找著”。

許鑫，1985年出生，哈爾濱市人，普通工薪家庭出身。他的理想是做一名醫生，無奈高考分數不夠，最終與醫學院校無緣。本科和研究生，他學的都是食品專業，當時的他覺得，“大多數同學都報了這個，又是研究生，找工作肯定沒問題。”

2009年4月，他獲得學位。當時，就業壓力已經很大，他考慮過讀博，但最終因“時間成本太大且無讀書心力”放棄。

他開始找工作。投了數十份簡歷，包括哈爾濱本市的一些企業，但大多石沉大海。

幾個月后，他接到大連一家私人企業的錄用通知。這家企業不大，但跟許鑫的專業還算對口，他決定試一下。

2009年9月，他和當時還是他女朋友的吳敏一起去了大連。

兩個剛剛畢業的年輕人，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飽嘗“夢想被現實擊碎”的滋味。

半年后，公司開始裁員，一百多號人的公司最后裁掉了30多個。許鑫被裁掉了。

他和吳敏回了哈爾濱。他說，那時他的心情很是焦慮。

后來，他進入哈爾濱一家食品加工廠，做食品研究技術員。3000元工資，在哈爾濱中等偏低。

許鑫說，食品安全問題這兩年頻頻出現，食品企業要付出更多成本，才能通過越來越嚴格的檢測，他所在的公司因此盈利甚少，有時甚至發不出工資。

2012年上半年，這家公司有兩個月沒發出工資。“工資發不下來的時候，沒一點辦法，只能等。”不安全感再次折磨著許鑫。

他結婚了，馬上要到而立之年，巨大的壓力開始襲來。

他的父母，都是國企退休員工，似乎不太能理解兒子的心情和處境。

“從計劃經濟順順當當走過來，一直是（體制內）受保護的那一分子，怎么能理解市場經濟大潮下年輕人的焦慮？”許鑫說。

焦慮與動蕩，把她們擠向體制內

許鑫愁得睡不著覺的時候，郝文芳則在昏暗的燈光下準備國家公務員考試。

1983年出生的郝文芳也是哈爾濱人。她研究生畢業后，一直在哈爾濱一家私企上班。雖然跟專業勉強對口，但她的焦慮和壓力絲毫不比許鑫小——小型私人企業，不僅沒有五險一金，還隨時可能被炒魷魚。郝文芳說，她快30歲了，依然沒有時間和精力找男朋友。

她曾兩次參加過國家公務員考試，但都沒成功。

為什么“屢敗屢戰”？郝文芳說，她個性比較安靜，更適合政府機關的工作。她坦承，“公務員沒有太大競爭風險，一旦錄用，等于進了保險箱。”

同是80后的孫琦，研究生學的是哲學。畢業后，她換過多份工作，但都不長久。

孫琦說，讓她尤其覺得“沒有保障”的是，這些單位簽的都是臨時合同，有的連合同都不簽，“因為沒有保險，有兩次生大病住院，都沒有地方給報銷，錢都是自己花的。”

她也曾多次參加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考試，都失敗了�，F在，她結婚了，她說她最向往的，是找一份有編制的穩定工作。

與許鑫、郝文芳和孫琦不同，今年才研究生畢業的于妍，并沒有經歷過社會大潮的刷洗淘練。

2013年1月10日，哈爾濱市南崗區紅軍街，于妍拖著掃把簸箕清掃路面。這條長不過200米的路面，一個下午的時間里，她來來回回走了幾十遍。
 

這個在學校學生會擔任干部的女孩，自認為是一個挺有想法的人。她會一邊干活一邊思考，“這家賣紅腸的店的招牌為什么要用這種字體和顏色，那個是政府單位，為什么牌匾要那樣放置，順序有什么講究……”她覺得，這些都是學問。

其實，報考環衛工，并非她最初的選擇。

于妍1986年出生，學的也是食品學。她說，她很想學有所用，最想去的城市是杭州，曾給杭州娃哈哈、青島啤酒等企業投過簡歷。

但這些簡歷都石沉大海。臨近畢業，于妍急了。

更大的誘惑：三年后轉管理崗

許鑫、于妍等人一起陷入焦慮時，哈爾濱市城管局的招聘公告引起他們的注意。

公告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年齡30歲以下。招聘計劃顯示，457個職位中，包括307名汽車駕駛員、30名汽車維修員和120名清潔員。公告稱：對新進人員均按照財政撥款事業單位工勤人員管理，使用事業編制。

雖有編制，但于妍說，她決定報考時，曾遭到親戚的強烈反對。“他們無法接受，家族里學歷最高的人去做他們也可以做的事。我跟他們說，我爸常年在外打工，我媽身體不好需要照顧，我這么大了，需要承擔責任了。如果沒有特別合適的企業錄用，我為什么不能從穩定方面考慮？”

據了解，這次招聘，有超過10000人報名，繳費成功的有7186人，其中大專學歷占58.49%，有4203人，本科學歷2954人，占41.11%.還有29名碩士報名，許鑫、郝文芳、孫琦和于妍均在其中。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認為，用人單位利用“事業編制”吸引年輕人，“導向有問題”。

哈爾濱城管局環衛辦副主任王勇承認，“不否認他們來是為了這個編制，現在就業壓力這么大，編制的吸引力也是說得過去的。隨著城市的發展，這項工作不可能失業。”

他還透露，“我們要求招聘人員在一線工作崗位工作3年以上，如果連續3年年度考核優秀，而且單位需要，可以轉為管理崗位，形成良性循環。”夏學鑾認為，這是更大的誘惑。

另外，這次招聘還有22名研究生落選，網友調侃稱“研究生掃大街都沒人要了”。對此，王勇說，說到底還是要招最合適的人才，“筆試總分是200分，50分的內容是關于社會學、公民道德等方面的，這部分知識可以通過看相關書籍去獲得，但剩余的150分內容龐雜，非常細節，要具備相當多清掃員知識。”

“誰說環衛工不能是高學歷？”

眾多高學歷者對編制趨之若鶩，夏學鑾認為是一種倒退。

“現在年輕人的這種求穩心態，值得反思。失去創新冒險精神、失去闖勁，與改革開放之初普遍存在的‘從體制內走出來’相比，背道而馳。”

要理想，還是要編制？這似乎是一個魚與熊掌的悖論。

許鑫承認，剛開始，他也“過不了自己的坎，怕別人覺得，父母花十多萬培養個研究生，結果還是去掃大街的。”他說，現在這種想法沒有了，相比在企業里的同學，他可能工資低點，但也算是“學有所用”。

“食品衛生與環衛有關系，因為城市垃圾中包括食品垃圾，對食品垃圾的處理我有專長。”許鑫認為，世俗的觀念太固化，“時代是向前發展的。”

于妍也認為，選擇了穩定和編制，不一定意味著放棄了理想，“我覺得每個行業都可以成就理想。穩定只是前提，在這個前提下，還是有可能實現理想的。”

王勇對網上“大學生、研究生來當環衛工是人才的浪費”的觀點頗為惱火。

“誰說環衛工人就不能是高學歷？這是一種偏見。哈爾濱這幾年在市容環境衛生方面投入巨大，陸續購進了各種干掃車、濕掃車、吸掃車、小型充電清掃車等清掃機械，但你上街去看看，我們現在的環衛工人，是不是大部分都年齡偏大、作業能力弱？各行各業都在發展，環衛是城市里很重要的事業，為什么不能有高學歷人才？”

他說，自己現在最擔心的是，輿論的過多關注會讓這些大學生心里打鼓，能不能堅持是一個問題。他稱，“不排除將他們一線在崗的時間從3年縮短為1年的可能。”

而一些細節，也顯示出城管局對這些高學歷環衛工的“另眼相待”。

1月10日，許鑫正式上班第2天，哈爾濱地面溫度零下33℃。他在一群老環衛工人中很顯眼，不僅因為他一米八二的個子，還因為他的工作服與眾不同。

老環衛工的工作服是熒光色的，許鑫的工作服是藍色的，材質也不一樣，更加厚實防寒，帽子下還有厚厚的海綿。環衛工老彭認為，這是“政府對這批新人的特別照顧”。

而且，新人們還不需要五六點就要掃街。他們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早上8點到中午11點30分，下午1點30分到5點。

前輩們對許鑫也頗為照顧，打掃時，他只需把地面上的煙頭掃進簸箕就行了，其余垃圾，比如白菜葉子、塑料袋等，因為被冰塊凍住不需要他清理——一會會有扛著鐵鍬等專用工具的老環衛工來幫忙。

打掃間隙，許鑫最常干的事兒就是“看風景”——戴著耳機看一旁飛馳而過的火車，以及，研究路面上哪臺小汽車他幾年后買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