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個《通知》，在崗職工夏季高溫津貼標準為：室外作業和高溫作業人員每人每月150元，非高溫作業人員每人每月100元。高溫津貼發放時間為每年6-10月。

　　根據國家勞動保障部門的相關勞動標準，當氣溫超過35攝氏度時，企業應依據勞動合同中簽訂的內容，視工種和工作環境的不同，向職工發放高溫補貼。在新《勞動合同法》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到“高溫津貼”，但《勞動合同法》第十七條明確規定了勞同合同應具備“勞動保護、勞動條件和職業危害防護”等內容，而且，《勞動合同法》第六十二條也規定了相關用工單位應當履行的義務，其中就包括“執行國家勞動標準，提供相應的勞動條件和勞動保護”，以及“支付加班費、績效獎金，提供與工作崗位相關的福利待遇”。

　　可是，盡管有《勞動法》、《勞動合同法》這些國家大法，市場上也有諸如《最新國家勞動權益保護標準實施手冊》等書刊讀物，部門條例、法律法規也是汗牛充棟，而諸如《關于進一步加強工作場所夏季防暑降溫工作的通知》等，有關部門也是年年發，可是照樣“光打雷，不下雨”。更令人吃驚的是，有限的高溫津貼又流到哪里去了呢？有媒體報道，不是公交司機，不是環衛工人，也不是一線交警，更不是烈日暴曬下的農民工，而是高級白領，是機關工作人員。

　　這也應了那么一句話，法律是灰色的，而現實之樹常青。社會紛繁復雜，法律僅僅只是一件工具，它無法在一切問題上都做到天衣無縫、縝密周延。而且，法律必須經由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執行，套用《圣經》里面的一句話：“我們知道法律體現著正義，但這也要人能正確地運用它。”

　　《勞動合同法》已經出臺，這部據說以勞動者為本位的法律，被稱為勞動者的尚方寶劍，可是，從這個“高溫津貼”一案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勞動合同法》的執行之難。法律天生就有過剩的危機，就像這些勞動法條、這些文件、這些通知，在現實的面前竟通通成了擺設�？梢钥隙ǖ氖�，盡管《勞動合同法》的制定已經塵埃落定，但是，勞資雙方的博弈和較量卻遠未結束�！秳趧雍贤�法》的強硬對于廣大工人、職員來說，確實是一個福音，但是，在當今工會弱勢、職代會無權的情況下，《勞動合同法》能否走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怪圈，仍有待觀察。

　　眾所周知，此前的《勞動法》，對勞動者工作時間、工資、勞動安全與衛生以及法律責任等都有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但是，《勞動法》阻止了“黑磚窯”、“血汗工廠”的發生嗎？現在的《勞動合同法》同樣也面臨類似的困惑，“高溫津貼”的異化表明，在今后的日子里，《勞動合同法》也應該經過這些實踐的檢驗。

　　最近，哈佛大學劉瑜先生寫了一篇《怎樣保護弱勢群體》的文章，令我深受啟發。他說，對于手無寸鐵的弱勢群體來說，最強大的資源莫過于自己的組織，“可悲的是，很多時候社會的這種自生組織能力不但沒有得到鼓勵，反而被閹割。”在中國，工會扮演的是一個“二政府”的角色，關鍵時刻卻往往“失語”，而民間的自生組織卻常遭到擠壓和報復，“社會的自身組織力量被政治和資本的力量聯手瓦解”。對于《勞動合同法》，我想套用劉瑜先生的話來表達我的想法：勞動者需要法律來保護他們，但他們更需要的，是法律允許他們保護自己。